读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神似祖先》中的“思想”，使我的内心不禁生出两个明确的“幻觉”：

①  今天，“飘扬”在网上网下文字中的人数，亘古未有，堪称世界第一的大数据。但是，真正“沉浸”于文字所承载的“思想”中的人数，恐怕是个不及古人的小数据，为“杰出思想”所深度染色者，更为少中之小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为“思想的贫困”发个牢骚而已。

②  能够驾驭两位伟大思想家之思想的人，一定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更是两位伟大思想家的铁杆粉丝！

这又是什么考虑呢？这就是今天本文的主要价值取向：惊叹于郑也夫先生比较马克思与达尔文之思想的冲击力！

因“背诵哲学”而“刻骨”马克思者，因“优胜劣汰”而“铭心”达尔文者，均不在少数，“真知”马克思与达尔文“生平与著述事迹者”多吗？是否“熟知”其名字而非“真知”其创建的思想理论？“熟知非真知”这一哲学格言，是可以让人省思的。

马克思曾赠送达尔文《资本论》，并在《资本论》的扉页上题写有自己是达尔文的“真诚的钦慕者”。如此思想家真挚交流的“故事”，老师可曾为自己讲述过？

马克思曾以书信方式对恩格斯说：“它（《物种起源》）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老师在为我们讲述马恩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点时，可曾“立论”过达尔文这个“自然史基础”？

马克思与达尔文是同时代的人。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思想理论均被视为“异端邪说”，两位思想家因而也成了“旷世异端”之人。饶有趣味的是，马克思与达尔文当时“在英国的居住地相距仅16英里，他们去世也仅相隔一年，生前从未谋面。”看来，注重“哲学联系观点”的思想家也有“不联系”的时空点。这样的“故事”，我们在学校读书时，可曾有过“讲义”？

如上若是“缺失”了，我们还是跟随郑也夫先生这个“阅读狂人”而获得一些“真知”的精华吧！

郑也夫先生指出：“对一个思想家之影响力的判定，应该更取决于对社会而不是学科专业的影响。”我以为，这个评判标准极是，尤其自现在而未来，若是再以“专业”与“科普”“通俗”分论分说，恐怕只能是“喃喃自语”了，谈不上任何影响力，让“希望的田野”盛开“文化之花”“文明之朵”，也只能是一己的寄望而已。

基于这样一个评判标准，郑也夫先生对BBC的“千年思想家”评选给出了自己的批评：“历史将嘲笑世纪之交的这次投票排序，因为评选者漠视了达尔文的存在。”其具体论断则是：达尔文位居第一，马克思该名列第二而不是第一。这无疑是郑也夫先生的一个“颠覆”，但其论说，尤其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评价并与达尔文的比较之说，不仅极具冲击力，且让人格外钦佩。为此，以下撮要以享之。

“我确实以为在社会科学家中马克思的影响无出其右。但是如果与自然科学家中的思想家对比，他只好屈居达尔文之后，名列第二。”对此，我作为马克思的忠诚信徒，读之，也是高度钦服的，原因就在于“无出其右”“只好屈居”的精准语辞，深层则在于郑也夫先生是通读“马恩全集”者、饱读达尔文著作及相关重要评著者，非此，是不能对“社会科学家中的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中的思想家”作出科学而准确的比较分析的。

郑也夫先生对马克思与达尔文思想的具体比较分析，着力在三要旨：

■  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与达尔文思想的“共相”。郑也夫先生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旗帜鲜明，锋芒毕露。达尔文的唯物主义则是包裹在他的思想深处，但是可能更具颠覆性。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提出是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的。而达尔文的唯物主义则是从科学，从生物学出发的。”

我以为，这种从思想“显露点”与“出发点”而进行的比较分析，是非常独到的“切入”，更是扭住了分析比较的要害，非学养深厚、功力凝重是做不到的。

■  阶级斗争学说。这是马克思的独有，达尔文思想未涉及的。郑也夫先生强调：“这是解释社会生活与历史的非常重要的维度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维度，而马克思自觉不自觉地拒绝了其他一些解释。”

这个评价，显然是科学而中肯的，主要语辞表现则在于“自觉不自觉地拒绝了其他一些解释”而不是“拒绝了其他全部解释”，“一些”是为郑也夫思想与语言的精妙处。

■  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亦是马克思独有，达尔文未有。郑也夫先生说：“我并不以为社会主义思潮会随着其运动与实践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失败而埋葬，我以为它将同资本主义思潮共始终，但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大概是过于偏颇了。无疑这会削弱其影响和解释力。”

读完这个评价，我们该做何想呢？我的认识是，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与学术研究成果！这才是对“伟大思想”的真正信仰！这才是对“伟大思想”的真正捍卫！这才是真正的学术“昂扬”而不是“蹩脚”！

马克思与达尔文在自己那个时代，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者。那么，郑也夫先生是如何对比评价这两位“旷世异端”的？

“达尔文在异端的道路上走得与马克思同样遥远，但是在性格上他毕竟不是马克思。同时这也不完全是性格问题，两个学说的迥异的性质也对提出者的心理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马克思的学说指向人的解放，可以帮助他在内心占据道德优势。而达尔文的学说将人类打下神坛，相当程度上回归禽兽，他难以从中找到马克思振奋自我的精神资源。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达尔文的学说在离经叛道上超过了马克思的学说。”

郑也夫先生如此深入思想家心灵的比较分析论，足够震撼，足够冲突力吧？我们何时领教过这样的“教育”？

若讲温饱富裕后的“文明教养”，不是当从这般“郑也夫思想”起航吗？

当一种“思想”不能升华自己时，换一种“新思想”的机遇就到来了！不是该抓住机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