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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孔子大历史》
本书关注的重点其实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史。对于春秋政治的特点，李硕自创了一个词叫“寡头共和”，我则更倾向于按传统说法称为“世族政治”。
西周至春秋时期前后出现过两次“世族政治”。第一次是西周中晚期的恭王至厉王时期，以“国人暴动”而告终，前后历时近百年。第二次是春秋中晚期，以鲁“三桓”、晋“六卿”、郑“七穆”等一批大世族把持各国政权为标志，前后大概有两百年。西周武王至穆王时期，以及“宣王中兴”之时，王权是国家政治的主导，贵族要服从王权。同样，春秋早期齐桓、晋文称霸的时代，各国君主大多能掌握实权，不是后来那种徒有虚名的摆设。
即使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也没人觉得眼前这种列国并立的局面是合理的，而是纷纷憧憬“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国家，热衷于搞《周礼》《王制》那样的“顶层设计”。虽然在西周、春秋时期，建立稳固君主集权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政权发展一段时间以后，不可避免要旁落于贵族之手，但“世族政治”的格局更难长久维持，最多不过一两百年就要向君主集权回归。
权力和资源被少数大族垄断，中下层贵族权益受损，失去上升渠道，很容易转向君权寻求出路，二者一拍即合。孔子及其弟子大多出身于贵族中地位最低的“士”阶层，正是这群人打出了重振君权、复兴“周礼”的大旗。孔子在鲁国掌权时推行的政治改革，是以“强公室，抑私门”为旗号，跟后来吴起、商鞅的事业并无本质区别。后来他的学生们大概也看出各国君主多是扶不起的阿斗，于是顺应历史潮流投身大族做“家臣”，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各国的大族或公室，也在这些新兴士人的帮助下，使国家逐渐摆脱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转变为集权官僚制的新型国家。
陈寅恪表彰王国维这个清朝遗老，突出强调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笔精神遗产，也要拜孔子和儒家所赐。
和商王朝比较，周人的优胜之处就在于他们比较开放，特别是用上层通婚的方式超越方国、部族的地缘阻隔，建立和维系起一个有相似文化认同的中原统治阶层，这算是古典华夏政治文化的起源。中国历史从此告别商代的较为蒙昧和封闭。
从春秋中期开始，中原很多国家“卿”的职位也变得世袭了。有些诸侯国里，少数大夫家族（往往不超过十个）世代垄断了“卿”的职位，他们内部再通过竞争或妥协决定卿的职务分配。
孔子是春秋历史的一个特例，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很多，主要靠他的弟子、再传弟子编辑的《论语》和《礼记》。甚至可以说，孔子是了解春秋时代普通士人生活的最佳个案。
史记》里的“野合”，意思稍微绕了一点儿，是指非婚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5 这个词在《史记》里只出现过一次，但还有其他旁证，就是唐朝史官司马贞为《史记》作注，解释秦朝宦官赵高的出身，他父亲受了宫刑，母亲成为官奴婢，和他人“野合”生了赵高。这也是非婚结合的意思。
孔子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数目不详的姐姐。这些哥哥姐姐很可能和他同母不同父，就没有孔子惊人的大个子。后世人常说“孔老二”，但没人提孔老大，因为这老大跟孔纥可能没关系。
在后世人看来，孔子是个儒家大学者，又是个倡导理想政治、不受当权派喜欢的人，就容易把他想象成一个书呆子，不通世故，经常犯点儿迂腐的傻气。这其实只是孔子个性里比较常见的一个方面，跟他的职业有关。但是，孔子还有善于观察、明哲保身、寻找机会的另一面。这是颜家庄那些下层人民的生存智慧。在少数几次面临重大抉择的节骨眼上，孔子的这种智慧都起了作用。
后来父系家庭开始出现，代替母系氏族。但这个变化不是一下子就实现的，上层社会变得早些，但在下层社会、普通农民中，母系家庭的残留一直保存到很晚。像孔子家、霍去病家，都是这种情况。据学者研究，父系家庭观念在中国全面强化，要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当然，如果农奴把对贵族的劳役换成交钱，也能换来一些人身自由，他们如果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比如孔子认祖归宗，一般也不会拦着，因为这也是有用的社会资源。总的来说，春秋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关系没有很明确的法律规范，那时也没有成文的法典，都是贵族们的“人治”状态。
所以，春秋时打仗，都是贵族自己玩的游戏，规模小，跟老百姓没关系，战争也不太伤害老百姓。不像战国，举国动员全民皆兵，旷日持久你死我活。翻翻《春秋》，那时候的国家差不多年年打仗，但对老百姓过日子影响不大。
五百年前，周武王带着周族人灭了商朝，征服中原，封自己的远近亲戚到中原当诸侯。那时他们是军事征服者大老粗，没什么文化。但立了朝廷之后，总有档案、文书一类工作，自己不会，就让投降的那些商朝贵族们干，那些人相对有文化。
知道这有什么用？贵族在圈子里混，想升官发财，都要靠大贵族提携、小贵族拥护。最基本的社交，比如到哪个贵族家做客，或哪位贵族来访，他家祖上先人的名字，一定要知道，说话时不能提到，这叫“避讳”，是对人家的尊敬。
就在孔子15岁认祖归宗这年（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三桓家族彻底架空了鲁国国君：全国的土地被分成四大块，季孙家占了两块，孟孙和叔孙家各占一块。这些土地上还有些中小贵族的世袭封地，按法理说，三桓是不能动的，但他们也想各种办法来侵占。
士都有大夫作上级或封主。如果一个士有了直接为国君服务的机会，他一般就要被提拔成大夫了。大夫里级别最高的，是“卿”。一个国家里卿是个位数，是国家的权力中心，类似后来的宰相、内阁。鲁国的三桓族长世代都是卿。
据说孔子从此见了阳虎就紧张得冒汗，尽量躲着走。 7 这底下藏着的，则是更大的不服气。很多人心里总有个假想敌，随时都在偷偷关注这人的一举一动，揣摩他的处境、手段、心态。孔子的假想敌就是阳虎，他从此大半辈子都在跟阳虎偷偷较劲。
季氏家的工作收入有限，养活他一个人可以，供养老婆孩子就有点紧张。这时的孔子常做一个兼职，给贵族家“相礼”，就是人家办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时，去当司仪和主管。
这种工作有点像导演，指挥着大群形形色色的人，按程序一步步表演如仪，把仪式从头到尾搞得井井有条。孔子后来有那么强的建立秩序、整顿社会的决心，跟他干丧祝司仪的工作可能有关系。
后来孔子再没有到过洛阳，他也没梦想过帮助周王室恢复权威。春秋晚期的大背景下，能搞好一个诸侯国就很不错了。孔子虽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但追求的还不算是太缥缈高远的理想。
从洛阳回来以后，那位仆人应该归还了孟孙家，但马和车就一直由孔子使用了。这辆车只配了两匹马，档次不算高，因为那时体面的马车要驾四匹马，所谓“驷马”。但对孔子来说，这已经是超出预期的待遇了，他从此成了“有车”人士，这是他这辈子的一个里程碑。
西周的王室很有权威，因为王室直辖的地盘很大，从关中一直延伸到洛阳，超过了任何一个诸侯国。那时没有诸侯敢和王室作对。到东周，王室丢掉了关中，势力大减，但周王的精神领袖地位还在，仍是各诸侯国名义上的至尊。有些强大的诸侯，比如齐桓公、晋文公，就倡导“尊王攘夷”，联合诸侯打击那些公然不服从王室的小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