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抵确凿是又一次独自回来了。
海风是照例要喝的，咸且腥，混着沙砾，打在脸上，算不得痛快，倒像是这天地间无休无止的磋磨。路是走熟了的，从这滩涂的泥泞，到那石阶的残破。尽头处，便是那塔了。
人们管它叫灯塔，但于我看来，不过是一座瞎了眼的巨物，混凝土的躯壳上遍布着裂痕与瘢痕，直挺挺地杵在海岬的尽头，像一具被遗忘了年代的骸骨。它早就不发光了，里面的机括想必也锈得彻底。然而我还是要回来，如同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这线，我的祖父走过，我的父亲走过，如今，轮到我了。他们称这为“守”，我却时常觉得，这更像一种无声的囚禁。
塔下有一石屋，低矮，阴翳，顶上胡乱盖着些黑黢黢的瓦与茅草，怕是比我的年岁还要长些。推开门，尘土与霉腐的气味便扑上来，算是打了招呼。屋里空荡得很，一桌，一凳，一炕，此外便别无长物。墙上糊的旧报纸，已泛黄发脆，上面的字迹也模糊了，如同被潮水浸过的遗言。
我将那点可怜的行李——一个打着补丁的布包袱，扔在炕角。角落里结着蛛网，那蜘蛛倒是不怕人的，兀自悬在那里，像是在审度我这位不速之客。我是不大理会它的，在这地方，活物总比死物少些。
安顿二字是谈不上的，不过是换一处地方喘气罢了。我踱出屋外，望着那片灰蒙蒙的海。天与水搅在一处，分不清界限，只是混沌的一片。远处，倒是有几处热闹的，听说是在填海，要建起些高楼与玩乐的场所。机器的轰鸣声隐隐传来，像这时代沉闷的鼾声，衬得我这里愈发死寂。
正望着，那机器的声响却近了。不是幻觉，是沿着滩涂开来了几辆车，停在不远处。车上下来几个人，衣冠是齐楚的，与这周遭的破败格格不入。为首的一个，穿着挺括的衣裳，头发梳得油亮，手里捏着一卷纸。旁边陪着的老村长，我是认得的，他佝偻着背，脸上堆着些不自在的神情，像做了什么亏心事。
他们径直朝我走来。
“林守山同志，”那油亮头发的人开了口，声音也同他的头发一般，光溜溜的，不带什么感情。“我们是滨海开发总公司的。这片区域，已经被规划为未来海洋生态观光园的核心区了。”
他将那卷纸在我面前抖开，上面是些纵横的线条与斑斓的色块。“这座灯塔，以及附属建筑，属于历史遗留，不符合整体规划，需要拆除。”
老村长在一旁搓着手，补充道：“守山啊，这是……上头的政策。也是为了咱们这儿的发展……”
我看着他们，没有说话。风卷着沙子，打在他们的裤腿上，也打在我的脸上。那油亮头发的人等了一会儿，见我没有反应，便又说道：“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住了很多年。按照政策，会给你一定的补偿，帮你搬到镇上的安置房去。那里条件好，也方便。”
他的话语，一句句，都像是预先打磨好的石子，光滑，冰冷，投过来，激不起我心里半点涟漪。搬迁，补偿，安置……这些词于我，遥远得如同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我依旧沉默着，目光越过他们，望向那座瞎了的塔。它沉默地立着，承受着一切，如同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以及如今的我。
他们大约是觉得与我这般“愚顽”的人无甚可说吧，又交代了几句限期搬离的话，便上车走了。滩涂上只留下几道新鲜的车辙，像丑陋的伤疤。
我回到石屋，从墙角摸出一块粗砺的磨石，又找出那盏早已锈死的煤油灯。其实擦它做什么呢？它再也不会亮了。但我还是坐下来，一下，一下，用力地磨着那铁锈。这动作里，或许藏着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以及我自己，那一点可怜又可笑的执拗。
过了两日，也是个灰扑扑的下午，老村长又来了。这回他身后跟着一个陌生女人，或者说，一个女孩。她低着头，身子单薄得像一张纸，仿佛风一吹就要倒。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小得可怜的包袱。
“守山，”老村长的声音有些发干，“这是……海月。她家里……唉，以后，就让她跟你搭个伙，过日子吧。”
那女孩闻言，身子似乎抖了一下，头垂得更低了，我只能看见她一头乌黑却有些凌乱的长发。老村长又含糊地说了几句，大抵是说她命苦，不爱说话，让我多担待之类，便像是完成了一桩任务，匆匆走了。
滩涂上，便又只剩下我和她，以及那永不停歇的风。
我侧身让她进了屋。她站在屋子中央，显得那般无措，像一只误闯入人类居所的、受惊的幼兽。她的眼睛很大，却空洞着，望着墙壁，或是虚空，里面没有光，只有一片茫然的、深不见底的哀戚。
我没有问她从哪里来，也不想知道她为何被送到这海角天涯。在这世上，许多事，问与不问，结局大抵都是一样的。
夜里，我将那唯一的炕让给了她。自己抱了捆干草，铺在通向外间门槛内的地上。这门槛，此刻便成了楚河汉界。里间与外间，她与我。
她睡在炕上，悄无声息。我躺在地上，能听见潮水拍打礁石的声音，一遍，又一遍，永不知疲倦。也能听见里间那极其微弱的、几乎要融入夜色的呼吸。
我们这两个被各自的命运放逐到此地的人，便在这座濒死的灯塔下，以这般荒诞而又冰冷的方式，被捆绑在了一处。往后的日子会如何？我不知道，也懒怠去想。这人间，本就如这窗外的大海，多数时候，是看不分明的混沌。
这石屋里的空气，到底是有些不同了。
先前是我一人守着这空寂，如今却成了两人分担这空寂。那女子，海月，仍是终日不言不语，像个无声的影。她总是蜷缩在炕角，或是倚在门边，一双空洞的眼，时而望着灰蒙蒙的海，时而又像什么也没望，只是茫然地睁着。我照旧去擦拭那早就不亮的灯，去修补那永远也补不完的墙。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厚厚的障壁。
变化是从一件极小的事开始的。那日，我在屋顶修补前几日被风雨掀开的茅草。日头有些毒，汗水淌进眼里，涩得发疼。我正抹着脸，却见她不知何时立在了下面，手里捧着那个盛水的破旧陶罐，怯生生地举着。她的手很细，举着那罐子，微微有些颤。
我愣了一下。我们之间，是从无这类交接的。我看着她那双眼，里面似乎不再是全然的空茫，倒像是有了一点极微弱的、闪烁的东西。我迟疑着，还是从屋顶下来，接过那罐子。水是凉的，带着一丝土腥气。我一口气喝下大半，喉咙里的燥热算是压下去些。将罐子递还她时，她很快地接过去，又很快地退到一边，低下头，仿佛刚才那举动耗尽了她的勇气。
自那以后，我们之间那坚冰似的沉默，仿佛裂开了一道细缝。她开始做些零星的事，譬如将我换下的、沾满泥污的衣衫，默默地拿到水缸边去搓洗，虽然洗得并不干净；又譬如，将屋里仅有的几件物什，反复地擦拭。她做这些时，仍是无声的，像个循着某种本能行事的傀儡。
后来，我又在礁石缝里发现一只伤了的信鸽，翅膀折了，奄奄一息。我把它捧回来，本想任其自生自灭，她却蹲在一旁，看了许久。第二日，我见她竟撕了自己包袱里一块还算干净的布条，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些清水，正笨拙地想给那鸽子缚上。她的动作是生疏的，甚至有些可笑，但那神情，却是我从未见过的专注。我便也由她去了。
屋后有片盐碱地，历来是种什么都不活的。一日兴起，我用铁锹将那板结的土块翻起，她在一旁看着。过了几日，我竟发现她不知从哪里寻来些野草的种子，用她那细弱的手指，在翻松的土里，一颗一颗地按下去。那样子，虔诚得像个信徒。我心底里是嗤笑的，这地方，能长出什么来呢？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可看着她那专注的侧影，这话终究没有说出口。
最奇的是一天夜里，海上起了风暴。雷声滚着，像是要将这天幕撕裂；雨点砸在石屋的顶上，声势骇人。风从门窗的缝隙里灌进来，呜咽着，像旷野里冤魂的哭嚎。我本已睡下，却被这动静搅得不安，起身想去门口看看。却见里间的门帘掀开一角，她站在那暗影里，脸色苍白得吓人，身子抖得如风中落叶。她望着我，那眼神里，是赤裸裸的、孩童般的恐惧。
我站住了脚。我们便这样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隔着几步的距离，听着屋外那场天地间的咆哮。我没有过去，她也没有出来。我就那么站了许久，直到雷声渐歇，只剩雨声淅沥。我回到地铺上躺下，听见里间那细微的、压抑的啜泣声，也渐渐地停了。
第二日，风平浪静。我在窗台上，看见一枚极白的贝壳，被洗刷得干干净净，在初升的日光下，泛着温润的光。那定是她放的。我拿起那贝壳，在手里摩挲着，光滑，冰凉。回头看她，她正低头摆弄着那鸽子的伤翅，仿佛什么事都未曾发生。
我们依旧没有言语。但这座石屋，这片荒芜的海岬，似乎因了这无声的陶罐，这垂死的鸽子，这不抱希望的种子，以及那夜风雨中的对峙，而变得有些不同了。这不同究竟是什么，我说不上来。只觉得那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死寂，仿佛被什么东西搅动了一下，虽然微末，却终究是动了。
这人间，大约便是如此罢。再坚硬的壳，或许也抵不住那一点一滴、无声无息的浸润。只是这浸润之后，是生出些微的生机，还是酝酿着更深的绝望，谁又能知道呢？我摩挲着那枚贝壳，望着窗外那永不停歇的海，心里是一片茫然的静。
这苟活似的平静，终究是被打破了。
先是那盐碱地里，竟真真地钻出了几簇孱弱的绿意，在咸风里瑟瑟地抖着，看着可怜，却又顽强得可恨。那鸽子的翅骨，在海月不声不响的摆弄下，似乎也长合了些，虽还不能高飞，却能在屋里扑腾几下，咕咕地叫着了。这畜生大约也觉出这里的不同，竟赖着不走了。海月的神色，也仿佛活泛了些，眼里那潭死水，偶尔会因着那鸽子的扑腾，或是那地里一丝绿意的生长，漾开一圈极微弱的涟漪。
我竟也由着她，用些零碎的浮木，钉了把歪斜的椅子，放在能望见海的那一面。她有时便坐在那上面，一动不动，像一尊新生的石像，只是这石像的嘴角，偶尔会牵起一点几乎看不见的弧度。
这光景，这微末的、偷来的生机，却像针一样，刺着某些人的眼了。
那油亮头发的陈经理，终究是又来了。这回阵仗更大，几辆铁皮的怪物——他们称之为“推土机”的，也轰隆隆地开到了滩涂上，将那新鲜的、可怜见的绿苗，碾进了泥里。那声音粗嘎、蛮横，像是在宣读着不容置喙的判决。
“林守山，期限到了！”他的声音比机器的轰鸣更刺耳，“今天必须拆除！这是最后的通知！”
老村长跟在后面，脸皱得像一枚干瘪的苦枣，嘴唇嚅动着，却发不出一个清晰的音节。
我挡在石屋门前，像一块被逼到绝路的石头。我知道这是螳臂当车，但我这块石头，除了站在这里，还能做什么呢？
冲突便起了。几个穿着同样挺括衣裳的年轻人，上来便要拉扯我。推搡之间，不知是谁，猛地撞向了屋角那临时搭起的鸽笼。那鸽子在里面惊惶地扑腾，发出凄厉的哀鸣。
一直瑟缩在门后的海月，却像被那哀鸣刺穿了魂灵。她忽然像一头护崽的母兽，猛地从屋里冲了出来，瘦弱的身子竟爆发出惊人的气力，一把推开了那个正要动手拆笼子的人。
“不……！”
一个嘶哑的、破碎的、却又是用尽了全部生命吼出的音节，像一道裂帛，撕破了这滩涂上所有的喧嚣。
所有人都愣住了。连我也惊住了。我从未听过她发出这样大的声音。
那被推开的人恼羞成怒，反手一挥。海月那单薄的身子，便如一片真正的羽毛，轻飘飘地被甩了出去，额头恰巧撞在垒墙用的、一块棱角尖利的礁石上。
闷响。比推土机的轰鸣轻，却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一切的声音都静止了。
我冲过去，抱起她。她的身子轻得没有分量，温热的血，正从她额角那个可怖的破口里，汩汩地涌出来，染红了她苍白的脸，染红了我粗糙的手，也染红了身下这片我们试图耕种、却终究一无所有的土地。
她睁着眼，望着我，那眼神里没有痛苦，只有一种深切的、几乎要将我吞噬的不舍。她的嘴唇艰难地动着，气流微弱地穿过声带，像远处潮水的余音。
“……家……”
只这一个字。然后，她眼里那点刚刚燃起不久的光，便像燃尽的烛火，噗地一下，熄灭了。
那伙人大约是怕了，嚷嚷着“意外”、“她自己冲过来的”，便慌慌张张地散了。连那推土机也暂时熄了火，像个沉默的帮凶。
我没有哭，也没有喊。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我和她，以及这无休无止的风声。我将她抱进石屋，放在那唯一的炕上，用清水，极慢、极仔细地，擦去她脸上的血污。她的面容很安静，像是终于寻到了归宿。
外面的机器，隔了一日，终究还是又响起来了。轰隆隆，轰隆隆。那石屋，那灯塔的基座，便在它们无情的咀嚼下，化作了一堆齑粉。
我没有再看。我抱着海月——她比活着时更轻了，沿着我们曾走过无数次的小路，走上能望见这片海的山坡。我将她葬在那里。没有墓碑，只有一抔黄土。
人们都说我疯了。因为我没日没夜地，在那片新鲜的废墟上徘徊，捡拾着碎石和那些被海浪冲上来的、颜色各异的贝壳。他们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用那些碎石和贝壳，在那片被推平的土地上，慢慢地，固执地，嵌着一个巨大的图案。那不是什么祥瑞的图样，而是航海图上标记“归墟”的符号——一个指向大海深处的、螺旋状的箭头。
传说，那是百川之所归，万物之所终，连光阴到了那里，也要被吞噬。
这人间，这闹哄哄的人间，终究是容不下这一点微末的安静的。那么，便归于虚无罢。这塔，这屋，她，以及我这点可怜的念想，都一同归去。
工程队后来还是来了人，看着那标记，骂了几句“疯子”、“晦气”，却也懒得再去清理那满地的碎石与贝壳。他们绕开了那片地方，继续去建造他们的“乐园”了。
第二年春上，有人从那附近过，回来说，在那片废墟和那座孤坟的周围，不知怎的，竟生出了一片异样绚烂的野花，在咸涩的海风里，开得不管不顾，寂静而又热烈。
我只是听着，不置一词。
那究竟是花的精魂，还是她的，抑或是我那点未死的执拗化成的，都无所谓了。
横竖，不过是又一种形式的“归去”罢了。这流徙的人间，本就是一个巨大的、无形的归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