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姥爷是“做买卖的”，主要是贩卖糖、酒、布匹等生活物资。解放后公私合营成立糖酒公司，我姥爷成为糖酒公司一名普通职员。

我姥爷一共有八个子女，五女三男，他坚持让所有的孩子念书，所以家里十分困难。邻居们笑话“这么多丫头，不让干活念什么书？！”我姥爷不为所动。后来，我的四个姨妈先后读书或当兵，都去了外地生活；较小的我母亲和三个舅舅因为时代原因都没能读大学，留在了当地。

八十年代初期，我和我爸妈的家在市郊，为了我能得到更好的学校教育，我妈把我的户口落在了市中心姥爷家，于是从上幼儿园起，我经常住在姥爷家。

从我家出发，往北直到过了护城河，我姥爷家就在环城南路的一条巷子里。进巷子右转，第一进院子就是我姥爷家，再往里的后院是姥姥的哥哥家。

在我的印象里，我姥爷是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大家长”，在家说一不二，没有人可以撼动他的权威，包括所有的孙子辈。吃饭的时候，我姥爷必须先上座动筷子，之后其他所有人才能落座吃饭，必须“食不言”，席间若有谁大声说话，饭后必然一顿好打；若有哪道菜不合口味，姥爷经常会大发雷霆，让我姥姥拿回去重做；碗里的饭一粒也不许剩下，馒头要么一整个都吃完，要么和别人分，不许剩下不完整的馒头。。。。。各种规矩多多，于是我的几个表兄弟们，经常会跪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接受我姥爷的训诫。我是唯一的女孩，又是外孙女，相对比较听话，没有被罚过跪。

巷子里的孩子非常多，除了我自家的表哥表弟们，还有后院我妈妈几个堂哥家的表兄弟姐妹们；前院的租客虽然只租住了一间房，但家里也有四个孩子。孩子多了，自然热闹。回想起来，那时孩子们之间天然的伙伴关系真是让人惊讶，前院的哑黎黎小时候发烧失去听觉、不会说话，后院的憨磊是个唐氏儿，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无障碍沟通，大家经常是集体出动、集体挨批评。孩子们都有上天给的天分。

大堂舅家只比我大几天的表姐漂亮又文静，是我童年的偶像。我俩在幼儿园上一个班，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大堂舅推着自行车，前面带着表姐、后面驮着我，送我俩去幼儿园。表姐总被选为跳舞唱歌的领唱或领舞，而我最多是谢幕的时候鲜一下花，好羡慕她。

大人们工作都很忙，只有小堂舅没有“正式工作”在夜市卖猪头肉。白天，他买进来生猪头，把它们放进热气腾腾的柏油大铁锅里裹上柏油，捞出来冷却后扒掉柏油去毛；猪头肉卤制切好后，点上臭卤灯，推着小推车去夜市。他们总是说小堂舅很凶，让我不要靠近他，但我还是经常一个人呆在他旁边看他做猪头肉，他倒是从来没有凶过我，也没有赶过我走，但也没有跟我说过什么话。

盲了眼睛的大姥姥（我姥爷的嫂嫂）那时候70多岁，屋里头和身上倒比别人家都干净，带着黑发夹的头发也总是整齐柔顺。她常常叫我去帮她穿针线，她有一个金色锃亮的大顶针。

市中心的环城马路，当时也没什么车，我们可以自由穿行，时常跑到环城河边玩。那时环城河水碧青，河边的青草地在春夏都充满了生机。夏天有人滑着尖头小船，用鱼鹰（鸬鹚）在河里捕鱼；我们拿着手持的小鱼网在河边捞鱼虫，或是在草地里逮蚂蚱，然后用狗尾巴草穿成串，回去给大人们喂鸟。冬天，零下十几度的气温，环城河上结了厚厚的冰，男孩们去溜冰，我妈说太危险，所以我是不去的，顶多在河边看看。

城里比我家市郊要热闹的多，各种吃的也多。在姥爷家住着的时候，我时常有机会去花墙根喝豆腐脑，或者去西桥桥头喝豆汁（和北京的豆汁不一样）吃油条。卖豆腐脑的大爷拿着铜制的扁勺从竹架子架起来的大缸里小心翼翼地片起豆腐脑；炸油条的大娘戴着蓝色粗布帽子、手拿一尺来长的大长筷子、坐在高高的方凳子上拨动着油锅里的油条，这些场景我到现在还时常想起。

姥爷家到幼儿园，要经过前街，我每天早上去上学的时候，前街就已经打扫干净，路边已经墩好了石灰粉。前街的南侧是酱菜店、鞋店、缝纫铺，北侧是住户。我的记忆中，前街住的都是“大户人家”，很多家都有高高的木门槛和石狮子，小点的门户两侧也有光滑的石墩子。我和小朋友们放学时总是边走边玩，摸一摸人家的石狮子或者在石墩子上拍画片（印了图案的卡片）、摔皮卡（纸折的方块）。

我经常接受姥姥交给的任务，拿着碗或酱油瓶，去前街的国营酱菜店买豆腐卤（腐乳）或打酱油。那国营酱菜店很大，进去就是一排长长的大柜台，盛豆腐卤的小缸放在柜台上面，盛酱油醋的大缸在柜台后面。着白色帽子和围裙的售货员，用不同规格的竹筒打好酱油，总是带着鄙夷的姿态收下我的钱，仿佛高贵的城里人鄙视乡下人一般。当我端着买回来的豆腐卤走过前街，街边的孩子就边拍手边念儿歌，笑话我买的是臭豆腐，我并不搭理他们。那儿歌怎么念的我完全忘记了。

像大多中国老城胡同的命运一样，我姥爷家的胡同后来也经过改建、拆迁，充满烟火气的胡同不复存在，前街也重建成了现代化的商业街，人们都已散去，我也很久不去了，也没必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