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封锁了进出南山的大小峪口，断绝川下对山里的物资援助，企图困死山里的抗日力量。从1940年开始，每年春秋两季都要集结大量兵力对南山根据地“扫荡”、“围剿”，在“扫荡”、“围剿”时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敌人对蔚县根据地的“扫荡”比较频繁。一般敌人小范围的“扫荡”，不出蔚县边界。所谓“扫荡”，就是敌人进到山里边来，“扫荡”山里的根据地，还发布告悬赏抓捕“南山共匪首领李文杰……”。那时，蔚县属于蒙疆自治政府，汉奸头目是王英、李守信。
敌人一般的“扫荡”来的就是五百来人，有二三百伪军，还有民伕、毛驴；在沟里走动，队伍拉十几里长，其实作战部队不多，我们可以在空间里边走动，穿插而过。敌人“扫荡”的目的除了消灭抗日力量，烧杀以外，另一个目的就是抢粮。我们是从川下运进粮食，要往平西根据地送（1941年6月，上级将蔚县划归平西分区、地委、专署所辖）。但是，储备的粮食一下子送不走，就要藏在根据地的陈家台、卧羊台、瓦子盆等处的隐蔽山洞里，再陆续不断地往出运输。敌人要抢粮，这就要开展护粮和抢粮的斗争，还是牺牲了不少人。
凡是抢粮的都是由叛徒带着敌人去的。鬼子们对根据地是下过一番工夫研究的，每次“扫荡”都是有目的的。日军队伍混杂着伪军、本地汉奸和叛徒。这些汉奸打仗不行，欺负同胞却是花样百出。叛徒更是作恶多端，他们到了根据地就四处翻查，深挖八路军埋藏的物资，寻找我们隐蔽的粮食，到处搜山寻找避难群众。在围捕的群众中，一旦查出抗日政权的人就残酷处死或抓到据点，还捕捉青壮年去当壮丁，为他们干杂活。
初期，在他们的祸害下，根据地损失极为惨重。再遇到敌人的扫荡，抗日政府首先是帮助群众坚壁清野，组织带领群众安全撤退转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提出了“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口号，要求干部带头扎根南山抗日到底。
1942年以后，为使群众能在敌人“扫荡”时能迅速转移，我们在根据地普遍开展了“一篓化”运动，每人一个篓子，把经常用的东西装在篓子里，敌人一来，背篓就走。后来发展到在隐蔽的山间沟壑里构筑起简易的窝棚，以备“跑反”时临时居住。这样使得敌人的许多次“扫荡”一无所获。
父亲每次都是带领七、八个精干的区县干部和县大队队员，远处观察，隐蔽跟进，待机而动。夜宿土窑山洞，或者露宿草丛土坡，有时几天几夜不能睡上囫囵觉。由于地形熟悉，忽东忽西，踪影不定，敌人寻找不到他们的行踪头绪。甚至有几次在“扫荡”快结束时，父亲带人跟随、尾追敌人的队伍，乘敌懈怠，伺机突袭，抢截回来一些物资，有一次还缴获了几支大枪。
随着我们武装力量的逐渐强大，针对敌人的“扫荡”，领导群众向敌人开展游击战、自卫战，实行“反扫荡”。在敌人“扫荡”根据地时，组织群众，特别是县大队、区小队和村自卫队，主要实行“人自为战，村自为战，保卫自己，消灭敌人”，尽量骚扰、袭击、消灭敌人。让敌人在山上喝不上水，吃不成饭，抢不成粮。粉碎了多次敌人的“扫荡”。
到了1942年的春天，我们有了更多的反“扫荡”经验。为了全面开展地雷战，粉碎敌人的“扫荡”，我们举办地雷训练班，从搞少量的铁雷，发展到很多的石雷。采取埋地雷、滚石头等办法，使敌人一进山，就陷入到处是地雷开花的汪洋之中，困敌于山丘，灭敌于隘豁。敌人“扫荡”了两年，我们反“扫荡”了两年。
当我们深入到敌人后方，敌人的扫荡就没劲了。起初，敌人的“扫荡”搞得很多地方政府和游击队无法立足，不得不跳到外线。这样一来，在敌人心脏里去作战、翻跟头，反倒能够打开局面了。
父亲在蔚县的时候，抗日工作开始是面向平川的川下和八大镇周围。后来就是依托南山，伸出两只手，一只伸向桃花以北，另一只手伸向暖泉以北，宛如两把尖刀向前推进。当然这也是上级分区交给的任务。
到1940年底，南山根据地已经扩大到西至广灵、灵丘，东至涞水、涿鹿南山，南和涞源相连，北至南山根一带的广大地区。
1941年，遵照上级党委“巩固南山，深入川下，开辟北山”的指示，继续伸出两个拳头，到敌人后方去，打进东北山和西北山，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
进入东北山（即蔚县、阳原、宣化、涿鹿4县结合部），就是后来的蔚涿宣，根据地在傅家营；各个工作小组和武工队积极争取联庄武装，分化瓦解敌人；惩处敌人的特务、密探和罪大恶极的叛徒。经过一段工作，逐渐站稳了脚跟。
在西北山，后来叫蔚阳，也坚持不懈地秘密开展工作，扩大我们的影响。西北山一带没有日寇驻扎，只有一些联庄武装被改编为“皇协军”，还有国民党“曲线救国的”特务收编的土匪等，我们采取了集中力量，用武装斗争为后盾和威胁力量，以谈、拉、打为基本斗争的方式，开展争取伪军的工作，孤立曲线救国的土匪，很快也打开了局面。
经过41、42年的苦战，不仅瓦解、逼走敌人在南山深处设置的据点，控制了东北山和西北山大部分地区，而且，我们与八大镇的伪组织人员拉上了关系，他们人在曹营心在汉，暗地为我所用；西合营和蔚县城敌人的大本营也有了我们的情报组织，可以掌握敌情。尽管敌人对根据地频繁地“扫荡”，实行灭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但是，父亲领导着群众与日伪斗争，即使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大南山根据地抗日的旗帜始终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