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现今的资中县称为资县，其时名人辈出，中进士者18名。他们中不少人都在朝廷担任过御史一职，包括永乐年间的监察御史李芳，天顺年间的右副都御使宋有文、监察御史邓本端，正德年间的御史张元电，嘉靖年间的御史周冕。他们都尽忠履职，敢于直言，前赴后继地与皇权、权奸不屈不挠的斗争，周冕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周冕，字叔敬，别号松崖，资县龙山人，世称松崖先生。《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记载，“周冕，资县人”。周家祖上为湖广麻城人，明洪武年间移居资县东茨芭坳。现资中重龙、太平、陈家和龙山等地都居住有周家后人。周家以耕读传家，高尚其志，其家训是“汝辈勤耕苦读，积善以绍书香”。周冕出生贫寒，但十分好学，“力学天人性命”。嘉靖十年（1531），岁次辛卯，周冕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嘉靖二十年（1541），岁次辛丑，周冕参加殿试，考中进士。《四川通志》记载，“周冕，州人，嘉靖中进士”。《大清一统志》记载，“周冕，资县人，嘉靖进士”。周冕有一个叫周鉴的兄长，先后五次参加乡试，皆未能登榜。
中进士后，周冕授太常寺属官，正七品的太常博士，掌管缮写文牍、祭祀之事。其间，周冕曾奉命前往山西晋王府公干，得到晋王朱新的赏识，想把他留在晋王府为自己效力，并赠送重金。周冕拒绝了重金和晋王的赏识，“官使留潘，却金不受”，擢贵州道监察试御史。
嘉靖皇帝朱厚熜好大喜功，其登基以来一直大兴土木，社庙、郊坛、陵寝、宫殿、亭阁等无所不建。其中，重建太庙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兴工，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六月初二全部完工。同年七月初一，嘉靖皇帝将明太祖朱元璋以下九帝神主（包括兴献王神主）按照昭穆顺序一同奉入庙中。
按照明代的祭祀规矩，“奉安神主”需要皇帝亲自参加，叫“躬祭”。但嘉靖皇帝长期迷恋炼丹修道，经常不上朝，更是懒得出宫，于是准备派遣大臣前往“代祭”。御史鄢懋卿首先站了出来，认为不可派遣大臣代替。嘉靖皇帝大怒，“降手诏数百言” 警告朝臣们，称再议论就是沽名钓誉，“协君取誉者，必罪不宥”。朝廷官员们都战战兢兢，“举朝悚息，无敢复言”。
周冕“独抗章争之”，他写了一篇《行大礼以慰人心疏（请亲行庙祭）》上奏，“圣王继天立极莫大于典礼，而报本反始莫先于宗庙，宗庙之礼所以祀乎”，“比于常祭万有不同，伏望圣明俯从所请，或于奉安之日，或于秋祭之时斋祓，一心亲致孝，享祖考精灵昭然在上”。周冕认为，奉安神主是很重要的祭祀活动，皇帝应该亲自前去，表达对祖宗的尊敬。嘉靖皇帝更加生气了，将周冕先行拷打，再投入监狱，“诏狱搒掠”。过了一段时间，嘉靖皇帝也意识到周冕身为御史，直言敢谏是在履职尽责，是忠心的表现，于是让其官复原位，“终以其言直，释还职”。
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靖皇帝的第三子裕王朱载坖（嘉靖二十八年，庄敬太子朱载壡无子而薨后，按次序立为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明穆宗隆庆皇帝已经十一岁了，“犹未出阁讲学”，没有学习文化礼仪知识。于是周冕上疏嘉靖皇帝，“极言教谕不可缓，”应该马上选择品学皆优的老师为其讲课，“早降纶言，慎选侍从”。周冕本是一片赤诚为老朱家的江山社稷着想，但本就生性猜忌的嘉靖皇帝却认为他是别有用心。你一个言官、一个外臣操心皇子读不读书，这不是干预皇帝的家事吗？
龙颜大怒的嘉靖皇帝先将周冕廷杖一顿，再将其贬谪到云南临安府通海县任典史。“谪御史周冕为通海县典史。时太子生十一年尚未出阁讲学，冕极言豫教不可缓，帝怒谪之。”典史是知县的佐杂官，虽然也是由吏部铨选、皇帝签批任命，但其不入品阶（九品之下），即“未入流”。即便这样，周冕仍是慷慨激昂，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虽远窜，意慷慨无所屈”。
周冕虽然贬谪在偏远的通海县，但其名声很响，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想拜在他的门下求学，“滇士宗之者数百”。此后，周冕又调任河南光山县任县尉，掌治安、捕盗之事。恰逢光山县有大盗出没，祸害一方，周冕经过周密的调查，最终以计谋“擒巨盗，光人祀之”。
在地方上的优异政绩，使周冕再次回到京城任职。经过几次升迁，他出任五品官兵部武选司郎中。兵部武选司郎中负责各级武官的考核和选拔工作，其与吏部的文选司郎中、考功司郎中，工部的营造司郎中都属于品级不高，但实权很大的官职。
嘉靖三十二年（1553），海瑞之前的大明第一谏臣，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弹劾权臣严嵩。由于杨继盛在奏疏中用了“二王”字样（前太子朱载壡去世后，嘉靖第三子裕王朱载坖、第四子景王朱载圳隐然成争储之势，嘉靖对此极为敏感），使得嘉靖皇帝大怒，命锦衣卫将其逮入诏狱严刑拷打，问到底有何图谋。最终杨继盛被杖一百，送刑部定罪。
杨继盛揭发严嵩的第五项罪名，是其孙子严效忠假冒军功的事情。此事“语侵欧阳必进”，牵扯到吏部尚书欧阳必进（严嵩的小舅子）等大臣，大家纷纷上疏为自己辩护。按照明代的祖制，凡是弹劾奏疏中涉及到的事项，照例是要发还相关部门一一核查。于是嘉靖皇帝“章下兵部”，命令兵部调查严效忠冒功事件的真相。作为杨继盛的直系上司，兵部武选司郎中周冕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严效忠冒功事件，是严嵩和其子严世蕃一手策划的。为给儿子严鹄升官，严世蕃伪造了一个叫严效忠的儿子，说严效忠16岁时考中了武举人，但会试时没考上，就到时任两广总督欧阳必进的麾下从军。在黎州平叛时，严效忠斩首七级，升任锦衣卫镇抚，但不到一个月就病危，把职位让给了弟弟严鹄。
就在太监奉圣旨下兵部查验的当天，严世蕃就肆无忌惮的派人将自己拟好的草稿送给周冕，要求他照抄复奏。“嵩子世蕃乃自创一藁付臣，属臣依违题覆。臣观其藁，率诞谩舛戾，请得一一折之”。铁骨铮铮的周冕之前就曾两次上疏抗争，即使下狱远谪也气节不改，这次也一样。他再次毅然上疏，揭发严嵩，为杨继盛伸冤。
周冕所奏的《究正辅臣冒滥军功疏》内容，部分收录在《明史·周冕传》中。奏疏文字约占该传记内容的三分之二，可见其重要性。周冕针对严效忠冒功事件的漏洞，连续提出几个针锋相对的问题。“如效忠曾中武举，何初无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称民人，而不言武举？如效忠果鹄之兄，世蕃之子，则世蕃数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如效忠果斩首七级，则当时状称年止十六，岂能赴战？何军门诸将俱未闻斩获功，独宰相一孙乃骁勇冠三军？如曰效忠对敌，胫臂受创，计临阵及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万里军情即能驰报？如曰效忠到京以创甚疾故，何以鹄代职之日，止告不能受职？如曰效忠镇抚当代，则奏捷功止及身，例无传袭。如曰效忠功当并论，例先奏请，何止用通状，而逼令司官奉行？”
周冕指出了严效忠冒功事件的真相，“臣悉心廉访，初未有名效忠者赴军门听用，鹄亦非效忠亲弟。其姓名乃诡设，首级亦要买，而非有纤毫实迹也。必进既嵩乡曲，圭又世蕃姻亲，依阿朋比，共为欺罔”。
奏疏最后，周冕更是慷慨陈词，“臣如不言，陛下何从知其奸”？“臣职守攸关，义不敢陷，乞特赐究正，使天下晓然知朝廷有不可幸之功、不可犯之法。臣虽得罪，死无所恨”！
此疏一上，“直声震朝廷”，严嵩等人非常害怕，千方百计遮掩，反而诬告周冕挟私报复。嘉靖皇帝也认为周冕不等兵部核查公议，就私自上奏，显然是对处理杨继盛的事情不满，是在蓄意报复、诬陷严嵩，“责冕报复，下诏狱拷讯，斥为民”。至于严效忠冒领军功的问题，嘉靖皇帝并没有追究严嵩父子的责任，只是免了严鹄的官。
回到家乡资县的周冕，一边赡养母亲罗氏，一边教学授徒，“出其门者，类多不可一世之士”。他在重龙山的永庆寺、石峰山的龙山寺等地设馆讲学，使得“世风大进，读书之声不辍于耳”。
隆庆元年（1567），嘉靖皇帝驾崩，太子朱载坖即位，是为穆宗隆庆帝。隆庆帝为周冕平反昭雪，准备起用他为正四品的太仆寺少卿。周冕“以母忧”，要在家居丧，就没有去赴任。不久后，周冕也病逝了。
周冕去世后，葬在资县城北的宁国寺附近，与西汉著名辞赋家、谏议大夫王褒墓相邻。万历元年（1573），明神宗“首重忠孝节义，昭天下有司考明先哲实事达于朝，立祠以时致祭”。周冕也因其功绩，“赐祠崇祀，题其坊曰：坤维正气，锡祭田数亩”。万历三年（1575），资县民众于县城东三里东皋寺，为周冕修建“清虚一览”石牌坊，时任知县卢陵在坊上题记。万历八年（1580），资县人在县城北五里为周冕修建周公祠。万历三十一年（1603），于县城东街建“坤维正气”坊，“明御史周冕”牌位供奉于文庙忠孝祠。县城北关外，曾建有周御史故里坊。
清末，蜀中名儒、雅安名山人吴之英，撰《明监察御史周冕墓》挽联：“以后谁可继先生，每回思御史弹章，琅琅磕磕，传闻失仿像，忆畴昔梦杳衣冠，今日卮酒荒苔，为幸归迁谪遗体；未必精魂依堆墓，但留此空山华表，郁郁葱葱，岁时荐馨香，诸子孙涕零羔韭，将来豸服素琏，何敢忘忠孝家风。”
周冕的书法和诗文颇有造诣。资中县球溪镇的月仙洞，有周冕的《游月仙洞》石刻：“崖花朵朵烟霞锁，云树重重石窖封。泉涌似通银汉脉，客游疑到广寒宫。”
嘉靖二十二年（1543），重建重龙山始建于宋代的来鹤亭，并树碑记事，周冕为其书写，“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邑人向宗哲撰文；赐进士出身承事郎太常寺博士，邑人周冕丹书，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刑部陕西清吏司主事，邑人孙宏轼篆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