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语于隅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
每当听到邓丽君的这首歌，我就会想起桥头街的那些人和事，正是因为这些人和事，才让人对故乡充满眷恋之情。
鸡蛋白酒
鸡蛋白酒，是一个人的外号，真名实姓是什么，谁也懒得去计较。从记事起，他就这么老，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这副模样，仿佛也没有变老，当然，也没有变得年轻。
每次想起鸡蛋白酒的样貌，我就想起马克思的画像，简直像绝了，一样的亮堂堂的大额头，灰白的向后梳的长长的头发，同样的，白花花的胡子把嘴巴蒙的严严实实。
鸡蛋白酒是有家的，在河对岸的寨子里，兴许是因为什么家庭变故或者本身懒惰的原因吧，终年四季就在桥头街漂游浪荡，张家大门下蹲一个晚上，李家牛圈的草楼上睡几个月，王家的屋檐下躲几夜，像是忘了自己还有家可以回去。
鸡蛋白酒做得一手好篾活，不过仿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高手都很少出手。对于他偶尔展示出来的手艺，大家都会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同时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果不是因为懒惰，就凭着这份手艺，不说大富大贵、立家立业，最起码的暖身果腹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很少见鸡蛋白酒到哪户人家去要饭，他的吃饭问题，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仍然是个谜。不过，从他红光满面的脸庞来看，应该每天吃的都还不赖吧。
鸡蛋白酒很少到别人家里去，除非是冬天的早晚，或者阴冷的下雨天，冷得受不了，才到烧着火的人家去烤火，进了门，自己找地方坐下，也不和谁搭话，就那么坐着听着，盯着说话的人看。
从没有听说过鸡蛋白酒有小偷小摸的事，这也算他这个人这一生难得的一个闪光点吧。
那些年，谁家有了红白喜事，烧开水这件事情，默认的人选就是鸡蛋白酒了，也不需要请，到了日子，他一准早早来到。
看他年纪越来越大，家里的晚辈很多次来把他接回家去奉养，可是因为在外面漂游浪荡习惯了，他一次次从家里跑出来，继续在桥头街的流浪生活，家里的晚辈渐渐的也就懒得再管他了。
鸡蛋白酒也该是七十多岁八十岁的人了吧，再也无法继续在桥头街的流浪生活了，前几年的时候，借坡下驴，跟着最后一次来接他的晚辈们回家了，也该到了他安享晚年了。
这几年，偶尔在桥头街碰到，已经很少见得到鸡蛋白酒了，除了破旧肮脏的衣服变得干净清爽而外，整个人倒没怎么变，还是记忆中的那个样子。
记忆里，几乎天天都能见到鸡蛋白酒，却从来没敢跟他说过哪怕一句话，跟我年纪相仿的人，都是在爷爷奶奶和父母这样的吓唬声里长大的：
“你再不听话，就叫鸡蛋白酒把你给吃了，他会小咪人烀吃呢。”
“再哭，就叫老银甲来把你背克掉。”
“深更半夜呢，你还敢出克？我们是不敢喂，鸡蛋白酒跟老银甲就在门外边等着背小咪人了噶。”
……
所以，鸡蛋白酒和老银甲，对于儿时的我们来说，就是洪水猛兽，就是妖魔鬼怪，看到他们，避之唯恐不及，哪还敢靠近他们？更别说和他们说话了。
有那么几次，在街上或者鸡蛋白酒家所在的寨子里碰到了，他都会笑着说：“回来了？克家头坐嘛”
在感觉惊愕的同时，也觉得亲近和温暖，毕竟是十几二十年的陌生的熟悉人了。
老银甲
在前面提高到的老银甲，严格说起来，是个乞丐，银甲，应该是他的乳名，据说他姓熊。
与鸡蛋白酒比较起来，老银甲的流浪和行乞，就是无可奈何的了，据说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爹妈早死，老银甲尚未成年，但好歹有个家，很快，家里遭了火灾，一把大火，家被烧个精光，伯父伯母、叔叔婶婶门自顾尚且不暇，无心亦且无力管顾他，只能外出行乞和流浪。
这也只是传说，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年代已远，无从考证。
与鸡蛋白酒相比，老银甲就让人不敢直视了，一顶黑得发亮的解放帽扣在老鸦窝一样的头发上，衣服已经看不出颜色、也从来不扣钮子或者拉上拉链，袒露着排骨胸和塌瘪的肚子，一条黑得发亮的红布带半松不紧的系着裤脚一边高一边矮的失了本来颜色的解放裤，趿拉着一双十趾都伸出来了的解放鞋，左手一只破碗、右边的胳肢窝里夹着一根打狗棍，走一步、右手提一下裤子，留给人的背影就是黑黢黢的屁股蛋。
脏且不说，还见人就笑，露出黄澄澄的牙齿，主要是永远不会断绝的口水，永远挂在嘴角，亮晶晶的。
老银甲讲礼数，乞讨的时候，进门前先停下来站好，高声问：“主人家给在家？”
连着问三遍，没有人应声，他就转身去往下一家。
主人家应了声，老银甲才进门，站在正房前面，伸着碗，问：“主人家，给方便？有剩饭给碗剩饭，不有剩饭给碗米，不有米么给碗水。”
主人家方便的话，给什么他就要什么，只要倒在他碗里就行，完了，老银甲说一声：“多谢了噶。”转身出门去。
如果主人家说：“今天不方便，下回又来。”
老银甲就憨厚的一笑，说：“嗯，么下回又来噶？”也就转身走了，从不死皮赖脸，跟主人家纠缠不清。
有的人促狭，爱拿他开玩笑，碰到他，就喊：“老银甲，唱个山歌来听听，给你五角钱。”
老银甲就停下来，左手拿着破碗、右手提着裤子、把打狗棍往胳肢窝里一夹，开始唱他那没腔没调的山歌，唱歌的时候，口水就更多了，沥沥潞潞往下淌，一首歌唱完，地下明晃晃一滩口水。
这些人倒不是喜欢听老银甲唱歌，因为他口吃，唱歌的时候越发口吃的厉害。
农村人的朴实，这个时候就显现出来了，一群人笑一场，笑完了，一毛、两毛、五毛、一块、两块，都会往老银甲碗里扔点钱。
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周末，骑着单车到处逛逛看看，不经意间看到远处的小河边，有个男人脱得一丝不挂，在那里跑来跑去，忍不住好奇，靠近了一看，原来是老银甲，时而东时而西，时而南时而北，在追一只蝴蝶，好不容易扑到了，用两只手紧紧捂着，坐下来，留出一条缝，凑到眼睛前面，时而睁左眼闭右眼，时而睁右眼闭左眼，两只眼睛都透出明亮的光彩，一个人自顾自傻傻的笑着，许久许久，摊开双手，放飞蝴蝶，目光紧紧的追随着渐飞渐远的蝴蝶。
看到这一幕，说实话，我很感动，即使是这样的人，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和美好。
每当感觉到苦楚和压抑无从排解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老银甲和他的蝴蝶，努力发掘生活和生命的美好和快乐，让阳光洒进内心。
文魁叔一家
文魁叔的父亲，在桥头街也算个知名人物。
在抗日战场的遗迹里，捡到过不少好东西：日本人的钢盔、军大衣、军靴和军刀，除了把钢盔留在家里当锅使，经常头戴西部牛仔式宽边帽、身披军大衣、脚蹬军靴、腰挎军刀，威风凛凛的穿街过巷，好不威风。
现在，桥头街还流传着文魁叔的父亲的两件轶事：
那个时候，要成立学校，选址在白玉寺，可是，一群人对着一尊尊的神佛塑像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动手，他老人家二话不说，拿斧子砍、用锤子砸，一一捣毁了，再自己一个人扔到江里。后来，精神正常的大儿子早死，剩下的三个儿子非疯即傻，都说是报应，当然，这都是封建迷信，并不可信，无非是人们穿凿附会罢了。
解放前，衣食无着的时候，摸一脸黑锅灰，去到界头与明光交界的名叫“翻山处”的地方拦路抢劫，挣衣食吃喝，回来依旧洗干净了脸过日子。
如今，老人已作古，留下的钢盔、军大衣、军靴和军刀，都被博物馆收了去。
这一家子，老两口去世后，只剩下文魁叔、三叔和福刚叔，还有三叔的傻媳妇顺香婶。
一家子一年四季不洗澡、不洗头、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脚，包括老两口在世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真不知道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
文魁叔是个疯子，前些年，每天傍晚都举着杆破旗子、或者敲着个破锣、或者吹着个坡哨，从街头到街尾大喊大叫：“今天晚上七点三十分，在街门口放映《南征北战》，请大家按时参加。”后来，鸟枪换炮，换了个喇叭，更叫得欢了，想来也是五十多的人了，叫唤不动了，也消停了好些年了。
文魁叔虽然是个疯子，可仍旧欺软怕硬、欺穷怕富，比如小孩子冲撞了他，如果是穷人家的孩子，他捡起石头就砸，还穷追不舍到家里，见门砸门，见窗砸窗，见祖宗牌位砸祖宗牌位；如果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跳着脚骂几句，也就灰溜溜的走了。再比如，他闲来无事，就沿着街道给人倒垃圾，知道是会给钱、给得起钱的人家，就把垃圾拎起来扔到不会给钱、给不起钱的人家去。
桥头街及附近村寨哪户人家什么日子有什么红白喜事，文魁叔总是会第一时间知道，准时出现在那户人家，因为他那副形象，谁都不敢和他同桌而食，而他非坐席不吃饭，就这样，他一个人往往就独霸一桌。
现在政策好了，政府的各种补助、补贴和救济，足以使文魁叔一家子衣食无忧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文魁叔家每年都能够得到为数不少的寒衣救助，于是，一家子经常换着花样的穿衣服，穿一套、扔一套，更不用洗衣服了。开个不恰当的玩笑，跟他们比起来，我这个有稳定工作、固定收入的人，穿衣打扮反倒显得寒酸多了。
三公和蛮叔
从记事起，三公家里就有三公和蛮叔两个人，一座低矮的瓦房就是一个家，厕所远在几百米之外的河边，原先在正房西侧还有个小猪圈，能关一头猪的小猪圈，后来，因为街道路面硬化，拆除了。
房子很老很破很旧，都说是解放前的老房子了，每年都需要拾掇、修补，要么换几根椽子，要么换几片瓦，要么换一换蒙窗户的油布。房子坐南朝北，终年都进不去一丝阳光，阴冷潮湿，房子里很黑很暗，即使正午时候进去，也几乎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每个房间里面都挂着一个白炽灯，但是也起不了什么效果——因为怕花钱，也舍不得亮灯。
三公是个铁匠，虽然手艺只是一般，但是因为十里八村就他这么一个铁匠铺子，生意还算不错，所以小有积蓄。
三公小气，据说到了蛮叔应该娶媳妇的时候，因为舍不得花钱，把热心牵红线的邻舍狠狠的骂了几场，终于再没有人帮忙介绍了，耽误了蛮叔，现在五十的人了，还是光棍一条。
左邻右舍说起三公的小气，都直摇头，炒菜放油，只舍得拿最小的调羹蘸一点，结果猪油粘在调羹上面，左弄不下来、右弄不下来，一发火，用力一甩，猪油糊到了篱笆上，只能又拿着筷子去一点点抠出来，继续炒菜；舍不得烧柴，火苗很小，就跟点蜡烛一样；冬天烤火，爷俩越坐离火塘越近，到最后，爷俩头碰头、膝盖碰膝盖的靠着火塘里面的热灰取暖；并非没有柴，经常看到爷俩翻晒木柴，都是好柴，盖满了家门前的街道，翻晒后干透了，抱到房间里面码好，到了要烧火的时候，拿出一根来，细细的劈，劈到细得不能再细了才罢手，煮饭、炒菜、烤火、取暖，就全都是这一根柴，当然是不烧水的，一年四季，爷俩都用冷水洗脸洗脚，也不喝茶、喝开水，直接喝凉水。
把钱在地上铺开了晒，我长了这二三十年，就见过三公家晒过一次。那个时候，是大团结这一版人民币流通的最后几个月，经邻舍提醒，三公才舍得、才敢把这些拿出来，准备去信用社兑换，可是拿出来才发现全都粘连在了一起，只能用刀片一张一张的割开，晒干了，才能去兑换。那一天，桥头街人算是开了眼，说句不该说的话，这样铺开了晒钱的，不是没有见过，可别人晒的都是冥币，这样货真价实的，从前没见过，现在也还没有再次见到过。
据说钱兑换回来后，三公也没舍得花，拿油布包了一层又一层，藏起来了。
三公身体很好，常年薄衣薄衫，却几乎不生病，硬朗得很。最后的那半年时间里，病却多了起来，但是因为怕花钱，也舍不得打针吃药，就这么久拖不治，最后去世。
三公去世后，蛮叔狠是伤心了一两年，提起三公，就是两包眼泪，看着真是可怜。三公还在，家里还能有个人做做伴、说说话，即使吵架也罢，总还有点生气，一个人，孤独得很，寂寞得很。
或许是从三公的去世上看透了看明白了一些事情，原本同样小气的蛮叔，也开始舍得用钱了。
买了电视、DVD、收音机，买了电饭煲、电磁炉，也舍得时不时买点水果糕点了，也舍得隔三差五买些肉、买只烤鸭了。
桥头街的习惯，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晚上杀只鸡，大年初二早上杀只鸡。三公在世的时候，从来没见他家里杀过鸡。这几年，蛮叔每年都要杀只鸡，自己不会弄，总要麻烦左邻右舍，左邻右舍看着他的改变，也真心为他感到开心，从不怕麻烦，热心的给他帮忙；过年了，对子、门神买回来，大家一起帮忙，里里外外贴的红彤彤的，这个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生气和活力；每年过年，蛮叔都要给自己买一身新西装，虽然只是地摊货，可是戴着洋气的鸭舌帽，穿着崭新的衣服，蹬着大头皮鞋，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年轻了不少。
蛮叔年轻时候不禁耍、不禁逗，谁要是和他开个玩笑，轻则骂人祖宗十八代，重则和人拼命，这些年，禁耍、禁逗了，也开得玩笑了，笑容、笑声多了很多。
蛮叔很爱小孩，不管谁家的，路过家门前，总要逗一逗，总要摸一摸，这个时候，满脸满眼的温柔。
在党委、政府的关怀下，蛮叔换了新房子，虽然只是别人家换下来的旧厢楼，可是比起原来的危房来，高大了很多，豁亮了很多。
如此人子
有这么一户人家，养了三个儿子，在重男轻女的时候，很受人羡慕。
对三个儿子，父母极尽呵护与宠溺。
有一天，父亲和二儿子来我家闲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在。
说着说着，有人拿这个二儿子开玩笑，他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快来。
父亲一时没忍住，也跟着邻舍们说了他一句玩笑话。
万万没想到，这个二儿子立马动了怒，“噌”的一下跳起来，握着两个拳头窜到他父亲跟前，圆眼怒睁的说：“你有本事把刚才呢话再说一遍！你怕是长远不得打过，皮子痒了怕？！”左邻右舍个个目瞪口呆，惊愕了半晌，才反应过来劝解。
看着他父亲的模样，只能用神情极度痛苦和复杂来描述，最后只能叹了口气，摇着头讪笑着回家了。
官咪细
之所以要写到这个人，是因为她的特殊的爱好。
她是一个女人，她竟然抽烟！在年少时的我们看来，抽烟是父亲们的专利，像她这样做母亲的人，怎么可能会抽烟呢？
官咪细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丈夫早亡，独自拉扯大三个儿女，虽然风言风语不断，虽然和几个老鳏夫纠缠不清，但依然是一个值得敬佩的母亲。
她骂人很恶毒，这是她留给我最深的印象。
她最后找了个老伴，是个外村人，可惜不到半年，她就得病去世了，那个男人也就回自己村里居住、生活去了。
这几年，逢年过节，那个男人都会来到官咪细家里烧烧香、化化纸钱，打扫打扫，收拾收拾。
他说：“她也是个苦命人，养了三个儿女，都在外面打工，几年都不回家来一趟，连给她烧香烧钱的人都没有一个，只要我还能动，就年年过来烧烧香、化化纸钱，也不枉夫妻一场”。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更何况是末路夫妻！这样重情义的男人，越来越少了，真是难得。
麻将止疼散
麻将，也算得上是“国粹”之一了。
我有个姑爹，外号“老臭鱼”“姜疙瘩”，是个老中医，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最后几年的日子里，成天躺在藤篾椅子上呻吟，看着一副一口气上不来就会过去的样子。
但凡听到一声“老叔，打麻将克了！”
立马判若两人了，立马生龙活虎了，一个鲤鱼打挺蹿起来，拄着拐棍，一个箭步跨过家门前的臭水沟，疾如星迅如火的阔步前行，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
一坐就是一宿，打完麻将回来，就又躺倒在藤篾椅子上继续呻吟，一口气上不来就会过去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