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底，我接到了董乐的电话。
那时候我还在苏州那家台企里做着注塑机维修的业务，每天对着电话和传真机，日子像复印机里吐出来的纸，一张和一张没有区别。董乐的电话就是在这样一个下午打来的。他的声音从话筒那头传过来，还是那个熟悉的连云港口音，语速又快又兴奋，像当年在宿舍里喊我兄弟上报纸了一样。
“我在广西北海，这边机会特别多！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之一，满大街都是找工作的人。我在一家旅游公司做文宣和策划，月薪一千八，还有提成，工作又轻松。你赶紧过来吧，咱们兄弟一起打拼！”
一千八。我在苏州的工资是八百。这个数字在我脑子里叮地响了一声，像有人在耳边敲了一下玻璃杯。他还在电话那头滔滔不绝地讲北海有多好、公司有多正规、老板有多器重他，我听着听着就开始在心里算账：一千八，一个月顶我在苏州干两个多月。
没过几天，另一个同学也打来电话。他叫水壶——这是我们大学时给他起的绰号，南京人，瘦瘦小小的，说话慢条斯理。他在电话里说的和董乐差不多：北海机会多，工作好找，董乐在这边混得不错，你也来吧，同学们一块打拼。
两个人，两通电话，说的是同一件事。我没有怀疑。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哥。大哥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说：“那边传销正盛行，你万一进了传销窝点怎么办？”
“不可能。”我几乎是想都没想就回了一句，“董乐是我大学三年的上铺，最好的兄弟。他不可能骗我。而且他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被骗进传销？”
“聪明人才容易被骗进去。”大哥的声音沉沉的，“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会被骗。”
我没听进去。挂了电话就开始收拾行李。现在回想起来，大哥那句话像一根针，当时只是轻轻扎了一下，没觉得疼，后来才发现它一直在肉里。但那时候我二十五岁，二十五岁的人听不进劝。相信兄弟，相信同学，相信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一起打拼”——这些相信本身没有错，只是现实还没教会你，相信的东西有时候也会落空。
从苏州到南宁的火车是绿皮的，慢车，两千多公里的路程。还好有座位，硬座，靠窗。车厢里依然挤得水泄不通，过道上全是人，行李架上塞满了蛇皮袋和编织袋。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大家坐在车厢里无聊，都会主动和旁边的乘客聊天。我也不例外。对面坐着一个去柳州探亲的中年妇女，带着一兜橘子，分了我两个；旁边是个去南宁打工的小伙子，皮肤黝黑，说着一口我听不太懂的广西方言。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各自的老家、聊出门在外的日子、聊工作好不好找。这种陌生人在旅途中的短暂交情，是绿皮火车上特有的产物——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聚到一截铁皮车厢里的浮萍，到站了各自散去，谁也不欠谁。
两千公里，坐得腰酸背痛。幸亏之前在电气公司跑业务的时候走过远门，对长途旅行多少有了些适应，否则还真扛不住这几十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在夜色中穿过了无数个叫不出名字的小站，窗外偶尔闪过一两盏昏黄的灯，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车轮和铁轨碰撞出单调的节奏，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像在反复念叨着一句听不清的话。
夜里凌晨一点，火车驶进南宁站。我拎着行李箱下了车，站台上的风凉飕飕的，吹得人一激灵。按照董乐的指引，我要在火车站门口转乘去北海的大巴。凌晨的南宁火车站，广场上灯光昏暗，几个拉客的中年男人靠在栏杆上抽烟，看见拎行李的人就围过来问“去哪里”“要不要住旅馆”。我把行李箱抱在胸前，低着头快步往大巴停靠点走。说实在的，心里确实害怕。那时候社会还不是很太平，打劫偷盗的事时有发生。一个人深夜拎着行李站在陌生的城市街头，心里的紧张是控制不住的。
上了大巴，车门关上的一瞬间，我松了口气。车厢里人不多，挑了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行李箱紧紧夹在两腿之间。大巴在夜色中驶出南宁，往南，往海边开。我靠着车窗，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每次醒过来，车窗外还是一样的黑，只有路边的树影被车灯扫过时一闪一闪的。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大巴停在了北海市人民医院门口。天还没全亮，灰蒙蒙的晨光里看得见医院大楼的轮廓。我在医院大厅里找了个长椅坐下，把行李箱搁在脚边，抱着胳膊等天亮。大厅里很安静，偶尔有护士匆匆走过，白大褂的衣角在走廊尽头一闪就不见了。空气里有消毒水的气味，和火车站的那种烟味汗味不一样，冷冷的，让人清醒。
六点多，董乐和南京的水壶来接我了。董乐还是老样子，瘦高个，见面就一把搂住我的肩膀，力气大得像要把人拽倒。他嘿嘿笑着，说你小子终于来了。水壶站在旁边，笑着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三个人打了辆摩的，摩托车在北海清晨的街道上突突地跑着，海风从耳边吹过，带着一股咸腥腥的味道。那时候我心里还算踏实——兄弟来了，同学也在，一切看起来都像他在电话里说的那样。
到了他们住的地方，我站在门口，第一眼就懵了。
没有床。地上铺着一排地铺，薄薄的席子直接铺在水泥地上，几张被子叠得倒是整齐，但洗得发白了，边角磨出了线头。墙上贴满了纸条，大大小小的，有的写着“我要成功”，有的写着“坚持就是胜利”，还有一张用红笔写的大字——“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地铺旁边摞着一些小本本，翻开一看，全是励志语录和联系方式，密密麻麻的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汗味、潮味、劣质洗衣粉的香味，混在一起，稠稠的，像初中那间十二人宿舍的味道，但比那时候更闷，因为房间里几乎没有阳光。
我站在门口，手里拎着的行李箱没有放下。
在此之前我看过关于传销的报道，不多，但足够让我在看到眼前这个场景时心里一沉。地铺、标语、励志本本——这和报纸上描述的那些画面几乎一模一样。我把行李箱放下，没有说话。董乐在旁边笑着说：“这是员工宿舍，简单了点，先将就住。”我没接茬。水壶站在走廊上，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尴尬，不是愧疚，更像是一个人在黑暗里站了很久，终于看到有人往这边走过来的那种复杂。
早上胡乱吃了点东西，总算把肚子填饱了。董乐拍着我肩膀说：“兄弟，中午给你安排个接风洗尘。”我听了当然高兴。正好那天是周六，我就问他怎么不上班，他说周六休息，周日公司有招聘会，到时候带我去面试。
其实他这个局，我基本上已经看透了。压根就没有什么旅游公司，没有什么文宣策划的岗位，没有什么一千八的月薪。有的是这间屋子里的一切。接下来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留下来”，而是“怎么离开”。但刚进门就撕破脸不是我的习惯，我得先看看清楚。
吃完早点，我们去了海边。北海的海真的很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北海的海滩。我记得有一个叫银滩的地方，沙滩上的沙子特别白，白得像雪，踩上去软软的、细细的，脚陷进去一小截，海浪冲上来把脚印抹平，再退回大海深处。海水是湛蓝的，和蓝蓝的天空接在一起，望不到边。那种美景我至今难以忘怀。站在那片海滩上，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心里忽然变得很安静——安静得有点不真实，好像这趟旅途不是来找工作的，而是专门来看这片海的。
我们在沙滩边上走。水壶把我拉到一边，董乐他们在沙滩上和海水里玩。水壶这小子，瘦瘦小小的，平时话不多，这时候却开口了。他看着远处的浪，声音压得很低：“我跟你说实话。我让你来，是给我壮个胆。你不来，我一个人也走不了。我知道他们这是传销，你也别怪我，就当你是来解救我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咯噔一下，然后是释然。对，水壶不是来骗我的，他只是被困住了。一个人不敢走，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和他一起。我和他大学四年算不上深交，但在这种地方，能被选作那个“壮胆”的人，反而是种莫名的信任。我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两个人站在沙滩上，看着董乐他们在海水里嬉闹，海浪一波一波地涌上来又退下去，海风吹得耳朵生疼。
中午回到住处，董乐在菜市场买了几条海鱼，用那种老式的小铁锅煎了。鱼不大，煎得两面焦黄，油花在鱼皮上嗞嗞地冒。配菜是自己腌的咸白菜，切得粗粗的，盛在一个搪瓷盆里。这就是他给我准备的接风洗尘宴。没有酒，没有红烧肉，没有台企陈老板周末加餐时的那种热闹。五双筷子，几条鱼，一盆咸菜，五个人蹲在地上吃。
接下来的几天就不言而喻了。董乐不再跟我打哈哈，把实情和盘托出。他们这个团队做的是一种叫“绿丹兰”的产品，现在主要是衬衫、领带、西服这一系列。接下来还有化妆品、保健品、电子产品等无数个系列要出品。把我们这些人请来，目的就是扩大团队影响力。他嘴里一套一套的歪理，什么“几何倍增”“财富裂变”“先来先赚”，在这个小屋子里被反复念叨，像念经一样。他已经不提什么旅游公司了，也不提待遇了。
其实来的第二天，我就跟董乐坦白了。“你这不是传销是什么？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得回去。”
你想想，到嘴的肉，传销组织能放吗？
董乐一个劲地哀求我：“你来都来了，就去听听课吧。听个三四天，一个星期左右，如果觉得实在不行，你觉得我们这个是假的，是传销，那你再走也不迟啊。我又不拦你。”
他说话的样子和大学时候一模一样——皱着眉头，语气诚恳，好像只是在劝你逃课去打一场球。可这一次他嘴里的话和眼睛里闪过的光，都让我觉得陌生。
说说他们这个团队吧。说实在的，人员构成还挺集中。基本上都是苏北那一带的人——宿迁的连云港的、徐州的、淮安的、盐城的。一屋子苏北口音，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能听到各种调子的家乡话。有时候恍惚觉得这不像是在广西，像是在苏北某个集镇的招待所里。这种“老乡圈子”正是传销组织最核心的控制手段——你不是被一群陌生人围着，你是被一群跟你吃着同样饭菜长大的人围着，他们说的每一句方言都是你的童年，这种熟悉本身就是一道很难破开的墙。
就这样，我每天跟着他们去听课。讲课的那个房间很小，也就十来个平方，里面却能挤进去六七十个人。大部分人坐着小塑料凳，还有的直接盘腿坐在地上。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窗帘永远拉得严严实实，但缝隙里还是能漏进一线白花花的日光，照在讲师肩膀上，把他半边脸的汗珠映得发亮。
那个团队里的人，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人都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农民，有工人，有学生，有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的面孔在昏暗的房间里像是被同一支笔画出来的。都有同样一种疲惫和亢奋混合在一起的神色，眼睛里有火，但又不敢对视太久。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个。
一个是甘肃来的大哥。据团队里的人介绍说，他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卖了四千块钱，拿着钱千里迢迢跑到了北海。他穿着一件旧西服，领子上已经满是油污，磨得发亮，就像一块黑色的铁皮。神情呆滞，不到四十岁的人一脸皱纹，胡子长得老长，显然好长时间没剃过了。每天讲师讲课的时候，他会忽然嘿嘿地笑一声，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讲师问：“对不对？”众人齐声答：“对！”他的嘴唇也跟着翕动一下，但发不出完整的声音。他不看黑板，不记笔记，就那么盘腿坐在角落里，像一尊被遗忘在墙角的泥像。
还有一对情侣，男的是宿迁人，女的是盐城人。两个人都是大学本科生，也是同学，更是恋人。女的讲课水平比男的还厉害。口齿清晰，逻辑严密，懂得用排比句和反问句调动气氛。她总能切中当时社会的要害，总能找到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求。
“你们想一想，你们的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他们赚到钱了吗？你们的同学在工厂里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他们赚到钱了吗？为什么你他们没赚到钱？因为他们胆小。”
“现在，机会就在我们眼前，别人不敢做的事，你做了，你才能成功，才能赚钱，才能成为人上人。”她在小黑板前讲得兴高采烈，席地而坐的观众们听得热血沸腾，频频点头，有人握紧了拳头。他们中有人闭着眼睛，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心里跟着默念。那种场面不像上课，像某种仪式——昏暗的灯光、整齐的应答、一张张仰起来的脸，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微发烫的气息，让人不由自主地心跳加快。
说实话，她那套话术一般人还真的反驳不了。不是因为她说的对，是因为她抓住了你心里最脆弱的那个点——你想改变命运，你想证明自己，你想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这些都是真的。她用真的东西做引子，然后把假的混进去，真假掺杂，搅成一锅。等你闻到香味的时候，已经分辨不出里面到底放了什么。
他们会在黑板上把“骗”字做一个详细的拆解分析。讲师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骗”字，然后旁边写个“马”，再写个“扁担”。“你们是怎么来到北海的？是骑着马、挑着扁担来的对不对？马和扁担放在一起，就是‘骗’。所以你们是被骗来的。”
他转过身，扫视全场，目光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然后顿一顿，像布道的牧师等待信徒的回应。
“你们恨不恨骗你们来的人？”
“不恨！”大家齐声回答。声音整齐得像排练过的合唱。
“对！不仅不能恨，还要感谢骗你来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骗你来，你才有这个暴富的机会。我们接下来面临的是什么？是财富的几何式倍增！你投三千，一年之后就是三万，两年之后就是三十万！”粉笔在黑板上啪啪啪地点着，一连串的数字从嘴里蹦出来，像有人在快速拨动算盘珠子。底下有人在认真思考。那些破绽百出的谎言，在那种封闭的环境里、在重复了一百遍之后，竟然变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真理。每一张专注的脸上都浮着油汗，眼神被粉笔拖出的那一串数字拽得发直。
我也在听，也在思考。但我想的不是怎么发财。我在想：为什么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能够骗到这么一大批人？他们不是蠢，其中不少人还是大学本科生，受过高等教育，能说会道，逻辑清晰。可偏偏就是这些人，坐在这个小黑屋里，跟着一个讲得唾沫横飞的人齐声喊口号。我在想：如果我出去了，我能不能把这些骗局拆穿了写出来？但首先我得确保自己能出去。
还有一个女孩，年龄跟我差不多，家离我们家不远，也就五六里路。这在北海这种地方——离苏北几千里之外——竟然能碰到邻村的人，可见传销的网络在地缘关系上渗透得有多深。但由于当时不清楚她的背景，也不敢贸然去联系。本来我是想着和水壶一起回来的时候，把那个女孩一起带上的。但最终没有去做。说真的，当时我们也是自身难保，不敢去招惹太多的是非。每多管一件事，就多一分脱不了身的风险。
听了一个星期，耳朵都快起茧了。董乐唠叨了一个星期，一会儿说再听两天，一会儿说最后一天。但最终我们还是走了。因为我和水壶答应过他，听一个星期课我们就走。
董乐之所以让我们听一个星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希望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的思想能被他那些歪理所迷惑，进而自愿加入团队，再帮他们骗更多的人进来。第二个，他也得给他的上级一个交代。人我拉来了，课也听了，你们的讲课不能让人家信服，那我也没办法。总的来说，我把人给你带来了，我已经尽了我的力。至于结果，不归我管。
因为我和水壶来北海的时候家里人都不同意，所以我们也就在想，很快就过年了，要是这个时候回去也确实没面子。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马上回家，先在北海找找工作，看看能不能渡过这个难关再说。
我们从董乐他们的驻地搬了出来，重新租了个房子。房子在一条窄巷子尽头，窗子对着邻居的山墙，屋里白天也得开灯。我们买了一小罐煤气和几样灶具，打算自己做饭。锅铲碰撞的声音从空荡荡的出租屋里传出来，竟然能让人稍微安心一点。
我和水壶两个人，前前后后找了将近一个星期工作，但是都无功而返。北海这边的产业单一，能看到的招聘启事大多和珠宝、珍珠、旅游相关的。我也曾试着给北海电视台投过简历，也给《北海日报》递过材料。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听说我们是江苏来的，脸上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你们江苏那么好的地方，我们这儿的人想往你们那边跑还来不及呢。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找什么工作？还不赶紧回去。再说这边传销又多，万一哪天遇到麻烦也是事。”
这段话像一盆冷水，把我和水壶最后一点犹豫浇透了。
回家！再没面子，也得回去，在这里耗着不是办法。那天从人才市场出来，我们沿着街走了很久，谁也不说话。水壶踢了一颗石子，石子滚进路边的水沟里不见了。
临走前，我们把买来不到一个星期的煤气罐、灶具还有其他一些物品都卖给了旧货市场。收旧货的老头蹲在地上把灶具翻过来看了看，报了个价，我们没还。
离开北海的那天，在汽车站，我偶然看到了当天的报纸。报纸上赫然刊登着北海市公安局、工商局以及相关执法部门正在调查打击传销组织的消息。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绿丹兰——董乐他们做的那个牌子也名列其中。
董乐来送我们。我把报纸展开给他看，手指戳着那行黑体标题。他扫了一眼，脸上的表情几乎没有变化，只是摇了摇头：“你别听他们瞎说。真正的传销组织早被逮了，我们这个是正规的。”
他说得很平静，口气笃定得像在陈述一个基本事实。在昏暗灯光下重复了无数遍的话术，已经在他心里筑起了一道不透风的墙。
我放下了报纸。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和当年在上铺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那个人，已经不是同一个了。也许他还在，但被什么东西盖住了，埋得很深。
临上车的时侯，我把那个用了近一年的BB机拿了出来。黑色塑料壳，屏幕窄窄的，上面还贴着董乐当年贴的一张小小的贴纸，那是bb机刚买回来时，董乐给我贴上去的。他贴的时候说是保佑平安的，我那时候笑他迷信。
我把BB机擦了擦，递给董乐。“反正我回去了，这个你留着。万一遇到什么困难，多少还能抵点钱用。”
他接过去，低着头翻了翻那个BB机，没说话。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一下，但那个弧度还没到位就消失了。屏幕亮了一下，又灭了。
大巴发动了。车窗外的北海一点一点往后退——银滩的白沙、蓝得发亮的海水、巷子深处那间拉着窗帘的小屋、甘肃大哥嘿嘿的笑声、女讲师粉笔下啪嗒啪嗒的数字、搪瓷盆里的咸白菜——全都在车窗外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灰白的点，融进南方潮湿的空气里。
在郑州火车站转车的时候，我和水壶找了一部公用电话。电话亭是橙色的，塑料壳子上被人用圆珠笔写满了各种电话号码。水壶站在旁边，我拨通了北海警方的报警电话。电话那头的女声很平静，问了地址，问了情况，说会去调查。挂上电话，听筒在手里握了很久才放回去。硬币落进铁盒的声音在空荡的电话亭里响了很久。
至于后来他们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回到苏州之后，我仍心有余悸。好几次在深夜醒过来，梦里是那间小黑屋里齐声喊口号的回音，和董乐说“你别听他们瞎说”时的眼神。为了不让更多的人被传销所蒙蔽和欺骗，我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投给了《扬子晚报》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回音。那篇稿子后来不知被我塞到哪个文件夹里去了，和大学时那些退稿信摞在一起，渐渐地被新的事情覆盖了。
自那以后，一直到2007年，我和董乐才重新联系上。
他告诉我，我们走后不久，他们那个传销组织就被警方捣毁了。至于是不是我们报警起了作用，我并不清楚，也没有追问。他说，后来他们过得很苦。几个人凑在一起给人家工地搬砖，一车一车地搬，脊背上全是汗和灰。这么一点一点凑够了路费，好不容易才回到家。他在电话里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我听着，脑海里却浮现出他当年唱歌的样子——坐在床沿上晃着腿，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帮凶。这两个身份在那个狭小的屋子里同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
那场苦难之旅，也给他的人生涂上了浓重的一笔。我想他后来想起北海的日子，一定比我复杂得多。我是被他骗去的，他是被别人骗过去的；我走了，他在那里又待了很久；我后来报了警，不知道对他是否有了帮助。我们从一个宿舍的上下铺，走到了一个传销窝点的两端。中间隔着的不只是几千公里的铁轨，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被生活揉搓过的沉默。
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很多的人和事都变了。董乐后来在济南有了自己的事业，壶回了南京，偶尔在同学群里冒个泡。北海那个女孩不知道有没有回家。甘肃大哥的那头牛，大概再也没有回到他手里。
只有那片海还在。银滩的白沙，蓝蓝的水，蓝蓝的天。那是那趟旅程里唯一的、真实的东西。有时候我闭上眼睛，还能看见那片海——海浪涌上来，把沙滩上所有的脚印都抹平，不管你走了多远、留下了什么，它都替你洗干净。
然后潮水退下去，沙滩还是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