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现在成了高档的娱乐休闲活动，高昂的票价把绝大多数老百姓堵在电影院的门外，而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更是与电影绝了缘，很多人一辈子没进过电影院，而电影似乎也早已忘记了农村的存在。可是在我小的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看电影却是农村人最重要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在我的记忆中就有许多关于看电影的趣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每个公社(即现在的乡镇）都有一二条电影船，轮流在其下辖的各个村庄放电影。我们庄是个大庄子，二千多人口分成两个大队，通常情况下我们庄每个月会放二次电影。虽然放电影是经常的事，可是对当时的村民来说，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每一次放电影都是欢欣鼓舞的一件事。
今天有电影的消息往往很早就会在村庄里传开，因为消息灵通的大队干部会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亲戚朋友。开始我们对这个消息采取的是半信半疑的态度，希望是真的又不敢确信，害怕消息不实而带来失望。直到看到电影船停靠在仓库门口的码头上，心里才会踏实。很快，消息便传遍全庄，听到消息的人们脸上都挂着笑容，随即整个村庄都沉浸到快乐喜悦的气氛中。
有电影了，通常晚饭都比平时早一些。有时妈妈来了兴致还会炒点蚕豆。吃过晚饭，我就会和哥哥各自揣上半口袋蚕豆一人扛着一张大凳兴高采烈的奔向仓库。看电影最好的位置是放影机的前面和左右两边，而这样的位置早被仓库附近人家的小孩放上了凳子，我们到了以后只能在空余的地方找一个自认为合适的地方放下凳子。渐渐的凳子越摆越多，慢慢的就排满了仓库的场地。天黑下来，仓库也热闹起来，开始大都是小孩，渐渐的大人也三五成群的来到，场地上是此起彼伏的呼唤声，通过大人小孩的呼唤应答找寻自家的凳子和位置。等到自家大人到了，我们就不能安稳的呆在自家的位置上，我们开始找寻自己的朋友，呼朋引伴，或打闹或做游戏，兴奋异常。直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或是长春电影厂等熟悉的图标在银幕上亮起来，片头音乐响起来，我们才会安静下来回到自家的位置上仰头观看。电影并不都是新的，如果有新片子我们会更高兴，但即使放的是老片子，我们依然看得兴致盎然。 电影通常是放两个片子，两个片子放完了，我们意犹未尽，这时有人会喊再放一个，然后有很多人会跟着呼喊。通常这样的呼唤得不到放映员的回应，如果偶尔看到放映员没有关掉放映机而是拿出电影胶片往机上放，那种意外的惊喜往往引来一阵阵欢呼。盛宴终会结束，电影终于散场了，我们几乎每次都是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扛着大凳一步一回首的慢慢离开仓库的放映场。
那时的电影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魔力，不仅吸引了我们小孩连大人也不例外。我想，也许是那时候我们的世界太封闭，只有电影才会给我们打开另外一个世界，虽然是虚拟的世界，但在那二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暂时可以逃离现实的平庸和压抑在电影中释放我们的激情。而且那时的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英雄情结，但现实是无法让我们有机会去表现什么英雄壮举，我们也只能借助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来宣泄我们的情绪。另外，看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大party，聚会的魅力远大于为什么而聚会，尤其在那生活平淡，乏善可陈的时代。
电影的影响对我们来说非常大。电影的情节和人物成为我们日常的谈资，许多人物我们都耳熟能详。特别是一些是反面人物，什么胡汉三，刁德一、龟田之类的，不仅是他们的形象深入到我们的内心，就是他们名字也成了某些人的绰号。电影中的很多台词则变成了我们的流行语。比如，“高家庄的高”、“马尾巴的功能”、“不是我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刁参谋长放个屁都是香的”等等，这些台词我们都能在生活中恰到好处有声有色的把它们运用起来。我们甚至还串改了《红色娘子军》的唱词，专门用来调侃跌跟头的玩伴或自嘲摔倒的自己:向前进，向前进，跑到大门口，跌了个大跟头，爬起来摸摸头，头上有个瘤。啊吆㗏，啊吆㗏，啊吆啊吆㗏！
我们还根据电影演变出一种游戏-分美国分中国(之所以不说分美国人和中国人，这样说更简单顺口）。我们那时候对美国的印象全来自抗美援朝的电影。美国是坏人，向我们中国进攻，最后全部被我们打死。游戏很简单，一帮玩伴分成两半，一半演美国，作进攻的一方，一半演中国作防守的一方，演美国的从河坎下或圩堤下向上攻，必须低着头躬着身握着“枪”(通常是树枝或芦竹，如果有一把木头的长枪就非常神气了），显出胆小猥琐的样子，而演中国的则昂首站在高处端着“枪”嘴里“嘟嘟嘟”的向美国扫射，美国则在“枪声”中应声倒地，无一例外。当然谁都不愿做美国，只好轮流扮演，而孩子王则永远是中国这边的指挥官，那种威风是很令人羡慕的。
我们看电影并不仅限于自己的村庄，如果知道邻村有电影我们一般也不会放过的，尤其是月亮高挂的夜晚。到邻村去看电影都是平时一起玩的人结伴同行，一路打打闹闹蹦蹦跳跳，没有好好走路的时候。等我们进入邻村时，就如同鬼子进村，村子里黑灯瞎火，除了狗吠虫鸣，几无声息。我们悄悄的走进放映场地，找个不显眼的地方站着看电影。我们不敢像在本村看电影时那样张扬，以免招惹了这个村子玩皮的孩子，弄不好会挨顿揍。那时相邻村庄之间的孩子会经常发生“战争”，即使你不是参战者也可能因为别人的缘故而成为无辜的“受害者”。安静的看完电影，一出了村庄，这世界又是我们的了。一路奔跑一路打闹，那快乐是远胜于看电影本身。
我记得，到外地去看电影最大的盛况是1978年去东台看越剧《红楼梦》。那时村子里机桨船把人一船一船往东台送，我也有幸第一次在城市的电影院里看电影。电影院的放映效果自然是好，只是感觉气氛有点太压抑，没有了在村子里看电影的那种自在。《红楼梦》的电影画面是美不胜收，但故事情节我们并不大看得懂，我们基本上看的就是一个热闹。大人们与我们不同，他们似乎完全融进了电影之中，等到情节发展到黛玉焚稿、宝玉哭灵的时候，电影院早已是抽泣声乃至于哭声响成一片，许多女人哭得稀里哗啦，悲伤的情绪久久不能平复。那时，人们都是以去东台街上看过《红楼梦》为荣的。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红楼梦》都是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我们这些孩子讨论的对象。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是只看角色不重演员的，而王文娟徐玉兰这两个演员的名字却被我们记住了。关于徐玉兰是男是女的问题我们就争论了很久，最终也没有结果，因为那时我们根本找不到佐证自己观点的材料。
关于小时候看电影的记忆大多是快乐的，但有一次却让我内疚不已，直到现在。有一天天刚黑，我正和几个小伙伴在巷头上玩，那时自己多大我已记不清楚，大概是七八岁的样子。这时我爸爸和他的几个朋友说着话兴高采烈的向我这个方向走来，我听出他们是准备去邻村看电影，我于是拦着爸爸也要去看电影，爸爸拿出五分钱哄我不要去，可是我执意要去，无奈之下，爸爸只能带我去。为了跟上他朋友的步伐，爸爸是一路背着我去的，到了那边我是骑在爸爸的脖子上看完的电影，回来又是伏在爸爸的背上回来的。不知为何，这件事我时常想起，而且是岁数越大越清晰，也越想越觉得愧疚。在我的印象中爸爸从没有潇洒的时候，那次去看电影几乎是我看到的唯一的一次，当时，他和他的伙伴从巷子那头走向我这边的时候，他是何等的开心快乐啊，可是却因为我变成了最累的一次。也许爸爸早已忘记了这件事，我也没跟爸爸提过，但我的负疚心理从没有减轻过，尤其是爸爸离开以后。其实我给爸爸添的麻烦很多，而这件事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但不知为何我的印象却如此深刻。也许是长大以后越来越明白，父亲那辈人生活沉重，快乐很难得，而我却破坏了爸爸难得的一次快乐。
时光飞逝，世事沧桑，小时候看电影的那些场景在现实世界再也不会出现。五六年以前的一个晚上，我在一个小镇政府部门的一个小院里，看到院里树着一张小银幕，不远处的电影机吱吱呀呀的转动着，银幕上正在上演一幕动人的故事，可是一个观众也没有，那情景显得十分孤寂落寞。我不禁唏嘘，也许不是电影忘了农村，而是农村已经不需要电影。农村再没有了昔日放电影的那种气氛那种情绪，甚至是那种情怀。就我自己来说，我念念不忘儿时看电影的情景，我怀念的又岂止是电影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