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童年时很少见到父亲，父亲几乎一直都在忙着进京赶考，可惜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于是苏洵就到江淮一带游历，教养两个儿子的重任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
苏轼的母亲是知书达理，深明大义的女人，她教两个儿子读《后汉书》，书中有一篇《范滂（pāng）传》，讲的是这群人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人叫做范滂，三十二岁就为国之大义与母辞别，他多次弹劾祸害百姓的贪官权贵，后来奸臣当道、下令逮捕他，诀别时他说自己死得其所，让母亲不要悲伤，母亲说“我让你做善事，就甘愿承受做善事带来的后果”。苏轼听完，表示要做范滂这样的人，苏母则说“你要是做范滂，我能不做范滂的母亲吗？”
苏轼自身就天资聪颖，再加在母亲优秀的启蒙教育，进了私塾之后，很快就在众多学童里脱颖而出，十岁时，他已经能写出非常别致的诗句，童年的苏轼经常在老师口中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心向往之。
那时大多数人学习是为了科举考试，希望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锦衣还乡。而私塾里的基本功就是让每个学生都必须背熟经史诗文，这种背诵虽艰难费力，但也是打基础的最好方式。后来苏轼入朝为官，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草拟圣旨时，对各种典故顺手拈来，烂熟于心。这都来自最初的私塾，所以小的时候下点苦工多背诵非常重要而且有益。
苏轼和苏辙只差两岁，两人终日相伴，小时几乎是形影不离。苏辙，字子由，跟哥哥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关系亲密无间。我们现在常常当作表现爱情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实际上，是苏轼在中秋佳节饮酒赏月，想念弟弟而写的。兄弟之间的友爱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就这样成为苏轼毕生歌咏的题材。
苏辙的气质和哥哥截然不同，他恬静淡然，稳健务实，不像哥哥那么倔强任性，也不像哥哥那样才华横溢，在政敌眼里也就不那么危险可怕了。因此，在官场上苏辙比哥哥更顺利。二人有关政治的意见相同，宦海浮沉荣辱与共，苏辙常对哥哥忠言规劝，是苏轼最信任也最愿意倾听的人。
苏洵49岁那年，带着苏轼、苏辙进京应试，当时的益州知州张方平，很欣赏他的才华，于是写推荐信给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那一年，苏轼21岁，苏辙19岁，都到了可以上京赶考的年纪。父子三人便揣着书信，迢迢万里，穿越秦岭，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到达了京城。
张方平是苏轼的贵人。他自己很有学识，英雄惜英雄，一生都对苏轼兄弟赞赏有加，把他们兄弟二人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来教养帮扶，这段珍贵的关系维系了一生。
历经万难赶到京城，离考试还有一段日子，父子三人拿着推荐信找到了欧阳修，他热诚的接待了苏洵父子，又介绍他们结识当时的社会名流。欧阳修是苏轼命中的另一位贵人，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朝廷高官，从来没有对父子三人摆过架子，还向上举荐苏轼，后来，苏轼的才名一度超越欧阳修，他也没有任何嫉妒排挤之心，而是发自内心地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