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大我一岁的女人
在老家，很少有人称自己那口为：爱人。
过去一个字：哦。两个字：婆姨（或老汉）。也有个别男人，称自己女人为老婆。要不就是：他（或她）。相对文明的称呼：娃他（或她）妈（或爹）。更有言短的人，将其省略：他（或她）妈（或爹）。这里的他（或她），指得是他们的孩子。
读书人讲究文雅。再文雅的先生，也不会称自己女人为爱人。据我所知，常用的称呼：男人称女人为内人，或贱内，或拙荆。女人称男人为甚？我不知道。戏文里称相公，或丈夫，或夫君。现实生活中只有丈夫可称，也有坐街女人“俺男人长、俺男人短”的闲谈。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妇女地位与日俱增，夫妻均可直呼其名，以视平等。称呼中加姓，有郑重其事的意思在内；只叫名字免去姓，又有亲近与亲切的味道。当然，少不了几位粗人，一声：“谁见俺那口子来？”这是好听的。也有不好听的：“谁见俺那枪崩货来？”或者：“谁见俺那挨刀货来？”这些近似于诅咒的言语，其中大部分是关心与疼爱。
取名《爱人：大我一岁的女人》，却拉扯来《村民礼义》里的内容。以上为引，以下入题。
爱人姓邢，名叫芳兰，长我一岁，1961年9月20日出生（农历八月十一），本村人氏。与爱人同居一村，可她家在村东，我家祖居村西，相距约三百米，不是来往少的因素，受封建思想影响才是根本原因。自以为未婚男女没话找话，或有意无意借东西，总要往别处想，总要往歪处想。当然，也与那个年代有关。
有人戏称我俩青梅竹马，我不能否认，与实际情况也有一定距离。我不知道青梅竹马的内容，照我理解是这样：一男一女从小一块玩耍，之后长大成人，随着年龄增长，双方互生爱慕之心。
我与爱人并非如此。
记忆中的事情，好像是上学以后。小时候对爱人的印象，相当模糊，模糊到我考上忻县商校前，对爱人只有三个印象：一是爱人比我晚一年上学，也就是说，我比她高一年级：我上小学二年级，她上小学一年级。我在小学担任少先队大队长，她是副大队长。这是1971年或1972年的事情。后来，我在西沟五七农技校读书，第二年她在豆罗中学读书。1978年春，我转学到豆罗中学二十六班，爱人为该班班长，同时兼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属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由此引发出第二个印象：当时我家穷，上不起学校的灶，从家带熟食。冬天一星期回一次家，夏天一星期回两次家：回家取食物。一次不知为何，自己没有回家，由爱人帮我捎来。见面后没说谢谢，匆匆从她手里接过东西，她也匆匆走了。
还有一个印象，与母亲跟外母的关系有关。懂事起，母亲教过爱人姐姐几次编草垫（过去学大寨，种小麦。编草垫的原料是麦秸）。为这事，母亲跟外母成了“识弟妹”，相当于男性之间的朋友。
因为这层关系，逢时过节，少不了迎来送往。那个年代，所谓来往，也是送一些吃食。比如端午节，双方要交换粽子；八月十五，除过交换月饼，也有稀罕瓜果。穷人就怕过时过节过大年，怕也阻挡不了时节的到来。母亲属乐天派，天大的困难，自有她老人家的办法：转送。也是“交换”。说白了，等亲朋送来“东西”时，再把“东西”重新包装，然后转送到另外一家。
亲戚朋友中，外父家的经济相对宽松。原因是，外父技艺可称一绝。完成队里的劳动外，其余时间走东家，手里有活钱，生活水平自然比普通人家高。
有此一说，逢时过节，外母差爱人或内弟先给我家送来“东西”，比如外母给我家送来八个月饼，母亲心里就嘀咕：人家给咱送来八个，咱不能给人家再送八个？再加一个！心里不高兴，嘴上不能说，有吃亏感觉。从此认定一条理：下次送在外母前。可是，想不到的事情，总发生在你想象内，让你感到“贫穷”两字的威力与笔划：亲戚朋友没送来，自家没转送的“东西”，只好坐在家，守株待兔。结果还是外母派来爱人或内弟……母亲只好认命。
以上三个印象，似乎与主题无关。追究内在联系，形成文字的，似乎是我对爱人的爱慕，背后又有自卑。这种自卑，等我拿到忻县商业学校录取通知书，才慢慢消失。之后，有了1985年5月1日与爱人的新婚大典。
至今算来，风风雨雨三十年，与爱人的感情，也经历过无数次的磨练，从认识到熟悉，从熟悉到结婚，从结婚到生子，从生子到安家，其中苦难，只有我俩知道。生活的艰辛，远胜新婚甜蜜。成家后的二十八天，我从吕梁调回忻州，新房设在单位办公室，一楼两大间，中间用文件柜隔开，外面办公，里面摆床，一日三餐，有时在单位上灶，有时在外面胡吃一顿，爱人心细，如此生活，费钱不少，人也不舒服。干脆买个电饭锅吧！煮小米稀饭还行，煮面条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更别提炒菜之类的想法。即便有此想法，也无菜可炒。小两口趁别人下班时间，我骑自行车，爱人坐车后，提个包，沿马路拣别人丢弃的白菜叶子……想起当初的幸运，也没几次，白菜又非四季都有，更多的饮食，是水煮面条，所谓蔬菜，就是食盐与醋。
之后，爱人有了工作。1994年，在商贸大厦承包几节柜台。之后，餐桌有了炒菜。那时，儿子的奢侈品，就是一角钱一根麻花。
客观上讲，我与爱人属于两种性格，我清高自大，她随和得体；我斤斤计较，她落落大方；我喜静内向，她善于交谈；我多愁善感，她胸襟宽广……总之，三十年的共同生活，我在爱人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性格也改变不少。由此说来，应该是好事。
1990年，我与爱人及小儿前往承德参加诗歌颁奖会。会后，在返回列车上，与著名小说家阿城先生同坐一个车厢，相互交谈时，阿城问我身边女人，我说“这位是我爱人，那位小孩是我儿子”。
回到家，儿子模仿我当时说话的口气：“这位是我爱人。”好像爱人这个称呼不习惯。
此为题外话，可算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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