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时代的自由主义该如何理解
当古人护卫他们称之为自由的东西时，自由一词代表的是他们在危急关头的明白无疑的切身利益:他们的城市不会遭致灭顶之灾，他们的领地不会受到抢掠盘剥，他们自己则不会沦为奴隶。
特别是对希腊人而言，自由甚至意味着更多。
也许古典哲学最深层的前提假设就是，作为一方的自然与诸神，和作为另一方的人，都有其固定的特性，故而存在着必要的虔诚，真正的哲学、标准的幸福，以及正规的艺术。
希腊人自信他们已经比别的民族更好地掌握了这些永恒的原则。
当然他们的自信并非毫无道理。
他们已经很大程度地去除了迷信，通过试验寻求理想的政府管理模式，并将生活塑造为一门理性的艺术。
因此，他们所护卫的自由不仅仅是生存的自由，而是生活得好的自由，是在生活中对世界和人性进行公开的实验性研究的自由，这是其他民族所不曾奢望的。
这是发现和追求自然状态的幸福的自由，是增长智慧的自由，是与众神、与彼此和睦相处的自由。
这种自由在赛莫皮莱【塞莫皮莱(Thermopylan)，希腊中东部狭窄通道，又称“温泉关”、是公元前480年斯巴达与波斯人奋战失败之处。】通过殉道来护卫，而在萨拉米斯【萨拉米斯(Salamis )，希腊雅典以东萨尔尼科湾一岛屿，公元前480年发生在该岛东北沿岸附近的一次重大海战中，西米斯托可斯率领希腊人打败了波斯舰队。】则以胜利来护卫。
在整个世界希腊城邦代表着自由，而在希腊城邦哲学家们代表着自由。
且，这两处所说的是同一种自由，不是任意妄为、放任自流的自由，而恰恰相反，是更精确立法的自由——至少要严于律己——以及发现和破解通向真正幸福的途径的自由。
这些探求智慧的先驱者中有许多是勇往直前的激进分子，从不因区区悖论而畏惧退缩。
他们中一些人斥责最具希腊特色的事物:神话、体育甚至其丰富多样和身体运动。
他们向那些勤勤恳恳、叽叽喳喳、快快乐乐、蚂蚁般麇集的人们宣扬不动感情和抽象玄妙，宣扬无可辩驳的沉默的怀疑主义。
另一些人则身体力行着一种和谐的、教士般的精雅生活，满脑子都是形而上的奥秘，形成秘密的社团，不乏获取政治统治权的倾向。
犬儒派们嘲弄习俗成规，充当着乞丐和冷嘲热讽的寄生虫，使自己尽可能地舒服。
保守派们自己就很激进，而且相当睿智。
柏拉图写出了最为极端的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篇章，而其目的竟是为了保存自由的城邦。
这是自由的天鹅之歌，是给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开出的、使之返老还童、品味具备超人美德的第二生命的处方。
而老人却只求一死。
那时，许多人都嘲笑——现在我们也常忍不住这样——所有那些武断的灵魂医师们和他们各自的万能药。
其实，尽管他们争论不休，却有着共同的信念。
他们都相信有一个单一的、实实在在而坚不可摧的自然智慧，理智可以寻见它，而人类——因有了理智而神清志明——能够将它付诸实用。
然而长久以来，人类一直狂野放纵，像野蛮人一样将自由归诸于其野性，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能领会希腊哲学家和城邦的经典论断，即真正的自由是和制度、和须共同遵守的科学的纪律息息相关的，制度和纪律对将我们自身中完美的人——抑或上帝——释放出来确有必要。
藉异教主义烟消云散之际，基督教会吸纳了自由的古典概念。
当然，人们对更高层次的政治得以施展拳脚的领域的看法此时已大异其趣，而且人们也有了对人类而言适宜的和可能的幸福的全新的体验。
但是这一假设仍然未受挑战，即上帝，以及人类灵魂，都有一个固定的、可知的范围，而教育、法律和宗教的任务就是使它们和谐运作。
生活的目标——救赎——关涉到灵魂自身的性质，而救赎的途径则为一门实证科学所确证，这门科学为教会专有，一部分是启示所得，一部分依靠试验。
广而言之，救赎就是我们将看到的健康的事物，而宗教则不过是一种普世的保健学。
因此，尽管教会绝少容忍异端的自由，即传播道德和才智的自由，它还是觉得自己来到世间是为了解放人类，因而它永无餍足地扩张自己的自由，以期完成这一使命。
它为神所委派，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来教诲、引导和慰藉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不惜一切代价来促进人类达到它所认为的完美状态。
因此，应当有圣人，并且多多益善。
如同古代任何流派的哲学家们，教会也从不承认它的教诲可能只代表某一种古怪偏执的世界观，或它的引导和慰藉可能只适合于人类发展的某一个阶段。
因而，人若是在追求正统理想的途中动摇，则只是暴露了他的轻率浮躁和缺乏自我认识。
教会总结了所有的人类经验和所有的神灵启示，因而世间万物的真实和每个人的幸福不可能存在于别的去处，而只能是在教会一劳永逸地为所有人安置的地方。
教会完成其使命的自由，相应地就是对个人或民族生活中任何传播思想的自由、任何根本的独立的仇视。
当这种正统的自由发展到极致时，却没有什么快乐可言。
它被称作为神圣之物。
虽说过去异教哲学家们的自由也不过是个僵硬而严峻的姿态，但在基督教教规中，真正幸福的这种严苛却更少受到质疑，因为基督教认为尘世的生活从一开始就不正常，感染了遗传性疾病。
因此，在此世几乎不可能见到重新得到的自由的完满的美和快乐。
即便如此，圣人身上也的确焕发出某种美和快乐。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禁欲和苦修是走火入魔，是过分之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同斯巴达人和哲学家们一样，从他们的痛苦中确有所得。
因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都脱胎换骨了，现今俗世的人们是无人能及的。
如果我们敬仰他们而不效尤，我们也许能够准确公正地评价他们的哲学。
因而，古典时代的自由是一种强制性的、人为的自由，是为一个禁欲苦行的贵族阶层保留的一种可怜的完美境界，在这些贵族中，英雄主义和精雅生活发展到反常的地步，而后慢慢地因缺粮少食而饥饿致死。
自那些时代以来，我们已经发现宇宙要广阔得多，广阔得让我们在其中迷失了方向。
有一天我们也许会再次发现，我们在黑暗中漫无目的、随心所欲地漂游的现代自由才是最可怕的对自由的否定。
我们总是事与愿违。
我们渴求和平，却制造了战争。
我们需要科学，却盲信盲从。
我们热爱艺术，却挣扎于异想天开中。
我们相信普遍的舒适与平等，却绷紧了弦地要成为百万富翁。
说到底，古人也许是对的:他们认为合理的自我引导必须以具有一个确定的性格并且有自知之明为前提，认为只有关于上帝幸福的真理——如果我们有幸能寻到的话——才能使我们自由。
但是，妄加猜测是不能找到真理的。
因为，宗教预言家们和天才们就是妄加猜测，然后诅咒那些不赞同他们的人。
人性尽管有其物类上的固定性，却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许多的变体和变化的东西。
因此，观点的多样并不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不同的观点也许表现的是习惯或兴趣的一种合理转变。
我们已经挣脱了的古典和基督教的合成物肯定是幼稚的，即使我们的自由实验的惟一结果将是我们又被带回到某种类似的平衡。
至少至少，让我们真诚地希望，当新的道德来到时，会比旧的道德更广泛地建立在对世界的了解上，不那么武断绝对，不那么谨小慎微，也不再像一位心不在焉的圣贤那般单调地念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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