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年，汉章帝在洛阳的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大型学术会议，参会的除了儒学名家和朝廷官员，还有地方各郡的饱学之士。这场会议开了好几个月，办了两件大事。

一是对流行的儒学观点做了盘点和统一，把它们整合成了一套旨在维护皇权，促进稳定的系统理论。

像我们熟悉的“三纲五常”，就是在这次白虎观会议上，被拓展成严丝合缝的理论的。

按照这套理论，孝顺父母和忠于皇帝，在精神内核上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把公德和私德统一了起来，防止有人打着儒学旗号，质疑皇权的正当性。

另外，白虎观会议还统一了对谶纬之学的解释。

以后，不是所有人都能拿“灾异”和“祥瑞”随便说事了；

它们只能由朝廷按照标准版本，做出诠释。

会议形成的结论，由汉章帝亲自过目，再编成《白虎通》一书，在全国广为传播。

《白虎通》堪称“礼教中国的基本法”。

它在意识形态上，把儒学和皇权嫁接在了一起，使儒家礼教成为帝国的精神内核，影响了之后上千年的历史。

但光有这套理论还不够，还得让儒生看到：

熟读经典，能帮助他们出仕为官，登堂入室，他们才会有动力践行和传播儒学。

因此，东汉王朝把儒学变成了人才选拔的重要标准。

当时还没有科举制度，朝廷在中央和地方实行征辟、察举两种选官制度。

这两种制度，决定权把持在高官和望族手里，倾向性非常强。

不过，从东汉第八位皇帝汉顺帝开始，征辟和察举加入了考试环节，考的就是儒家经典和文字功夫。

另外，朝廷还规定：

只有年满40岁才能被举为孝廉。

这意味着，即使是地方望族的子弟，也必须沉潜多年，熟读儒学典籍，对礼教了然在心，才能出仕。

另外，汉顺帝还在首都洛阳重建了太学，作为全国最高教育机构，专门培养后备官员。

太学每两年举办一次“明经”考试，成绩优异者可以直接授官，名气大的还会被高官延揽，成为他们的僚属。

当时，不光平民家庭的才俊能靠奖学金入读太学，全国中级以上官员的子弟，都必须强制入学。

洛阳太学最鼎盛的时候，居然有3万多名学生。

他们每天点评时局，憧憬着自己未来的前程，是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只有到了东汉这一朝，熟读经典的“士”和出将入相的“大夫”才真正挂上了钩，形成了士大夫这个新阶层。

士大夫奉儒学为圭臬，为皇权服务；

皇帝也必须尊崇儒学，按照儒家礼教行事，才能赢得士大夫的尊重。

困扰东汉王朝的王莽幽灵，经过这一番操作，好像终于被驱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