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方
古往今来，春天是文人骚客们吟诵得最多的季节；从小到大，我们阅读的有关赞颂春天的诗文也最多。那些诗文中，诗人、作家们把好词都用给了春天。但是，对于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我，似乎从来没有感受到过春天的美好，所以，对于那些“春天是万物勃发的季节”、“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之类的言辞很不以为然，反倒是成年之后读到的史铁生的“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感受颇深，尽管我明白作者要表达的感情和我对春天的感受风马牛不相及。
是的，春天是美好的，即便是在杨村这个关中平原上非常普通的村落里，依然能感受到春天带来的生机：萎缩了一个冬天的麦田呈现出满眼的绿，干枯的树枝绽开了星星点点的鹅黄，更不要说性急的开满枝头的梨花桃花给人们带来的赏心悦目了。然而，在我生长的杨村记忆里，在老一辈农民的嘴里，似乎从来没有听到过对这个季节的赞美。
是因为杨村的农民们没文化不懂得这个万物勃发季节的美妙？还是因为农民们没有生出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以至于对眼前的美景视而不见？抑或是春天的景物年复一年地重复出现，使他们产生了审美疲劳？
都不是！老一辈杨村人之所以对春天产生不了诗人、作家们那样的情怀，原因只有一个：春天总是伴随着饥饿来到了人间、来到了杨村。
度过了春节的狂欢，数九寒天也到了“河边看柳”的“五九”、“六九”，到了“七九”、“八九”，人们换上了夹袄，打起精神赶着“耕牛遍地走”，开始了紧张的春耕。“人误地一晌，地误人一年”，杨村人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个时候，杨村的男人们全力以赴地忙春耕，女人们则开始在吃上做文章了，哪怕自己和孩子们少吃点吃差点，也要保证在田里下苦的男人们吃饱饭。春耕农忙过后，就进入了“九九”。这个时候，大致就到了农历的二月三月，小时候，我无数次从爷爷、父亲和母亲嘴里听到过“二三月”这个词。在关中地区，从农历二月到四月的这几个月，是真正意义上的青黄不接，存粮吃得差不多了，而麦子黄熟还需要一段时间。农谚说，“九九八十一，老汉顺墙立，冷起不冷了，光害肚子饥”，更要命的是，这时候白天越来越长。白天长就意味着人醒着的时间就长，而人醒着动着，就比人睡着静着更容易产生饥饿感。饥了饿了，人就要吃，可问题是，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而且，还不是一顿两顿，而是几十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
关于饥饿的感觉，尽管我生长在杨村，尽管也曾经感到过饥饿，但那只是一顿或两顿饭没有按时吃的饥饿，与长达几十天、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饥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我的父亲十分勤劳，加上母亲又是那种十分能干的女人，所以，从我记事起，似乎并没有体会过真正意义上的饥饿。所以，我对于饥饿的感觉一直停留在表面，什么饥肠辘辘饥火烧肠等等也都是从书本中读到的一种抽象。只有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小说《杀夫》中的一个情节让我震撼：林市的母亲，因为饿了很多天，有个青年军人给了她几口饭团，前提是必须和他睡觉。于是，林市的母亲就脱下了裤子，任随那个男人在她身上动作着，而她则只顾抓着饭团大口大口地吞咽着，没有任何羞耻感。也许，在饥饿面前，任何法律道德伦理人格尊严羞耻呀等等都是苍白的。在杨村，老一辈人说的最多的饥饿是民国十八年开始的年馑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人们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都吃了，甚至，人们吃过一些在今天看来绝对不可思议的东西，比如说树皮、树叶、观音土、庄稼的秸秆等等。这些东西自然不可能有任何营养，日子一长，杨村人的面孔就呈现出一种发霉的绿色，在明晃晃的阳光下泛着浮肿的光芒。人们只恨自己不能像植物一样，只需吸收阳光和空气就可以生长。
所以，在杨村，精明能干的女人，只要粮食从地里打下来碾打完毕从生产队的场院里分到家，就开始精打细算，对全家全年的伙食进行合理安排，精确到每个月每一旬甚至每一天，绝不能“有了胡吃海喝，没了出门拄着枣棍要饭吃”。这样的女人用杨村老一辈人的说法就是“会过日子”。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则是一见那么多粮食分回家就激动得浑身乱颤。之后的一段日子，那家人就天天顿顿干的稠的敞开肚皮吃，而且变着花样吃这吃那吃东吃西，把嘴当神敬着。然而，等到来年春天的“二三月”，家里的粮囤早早就见了底，锅里老是能照见人影，于是就东家借西家借，一直借得路断人稀。这个时候，留给这家人的就只有一条路：出门要饭。每年春天，杨村出门要饭的人最多，来要饭的人也最多，村东的路上拄着形形色色的棍子的人络绎不绝。所以，直到现在，杨村人给孩子订亲，姑娘会不会过日子是一项重要的考察指标。其实，所谓的会过日子说白了也就是节俭，懂得过日子要细水长流。
杨村南街西头有一户人家，男人葛姓，行四，按辈分我叫他四爷。四爷一直在外头工作，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工资收入，隔上十天半月就回家一趟，家里四婆带着三个儿子过活着。应该说，四爷家在村里属于很殷实的人家，四婆又是个很会过日子的女人，三个儿子也都很争气、听话。我小时候，母亲经常把四婆家的几个儿子树立成榜样供我们兄弟学习，也经常夸赞四婆会过日子。大概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是那年的春天，四婆要回娘家一趟。她把给儿子要做中午饭的面粉和好，放在一只瓷碗里，切好了咸菜。临走，四婆千叮咛万嘱咐大儿子中午就吃面糊，面已和好了，稀稠正好，不要再添面。四婆走了之后不久，三个齐茬茬的大小伙肚子就饿了。两个做弟弟的就眼巴巴地看着大哥。大哥笑着看着两个弟弟，吊足了他们的胃口，然后说：好！哥给你们做！兄弟三个到了厨房，端起了四婆临走时和好的面碗一看，都撇起了嘴：这么稀，这么少，怎么能吃饱？两个弟弟就看着哥哥，哥哥就问两个弟弟：添不添？弟弟们异口同声，说：添！哥哥想了想，挽起了袖子，手伸到了面瓮里又缩了回来，说：妈叮咛说不能添。弟弟说：哥，添两把吧！哥哥听了，手伸到一半，却又停了下来，说：妈说还要过日子哩。弟弟说：哥，求你了，难得吃一顿，肚子成天火烧火燎的！哥哥看着两个眼里放着饿光的弟弟，狠了狠心，说：去，关上门！门关好了之后，哥哥的手终于伸进了面瓮，打算抓一大把，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手一软，只抓了一小把，添到碗里。弟弟说：哥，再添点！哥哥憋了半天，厉声地说：还想不想过了？！那天中午，兄弟三人喝着明显比平日里稠的面糊糊，就着咸菜，厨房里传出了久违的欢声笑语。
有道是“贼不打三年自招”，事情过去了一个月之后，四婆不知怎么就知道了添面的事情。当晚，四婆唤来了儿子，说了声“跪下”，三个儿子就齐刷刷地跪了下来。四婆看着地上直撅撅地跪着的儿子，什么还没有说自己就先哭了，三个儿子也都跟着四婆哭了。
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回杨村，碰到了四婆的大儿子，我叫他葛叔。葛叔成年后在省城西安工作，退休前是个相当级别的领导，那一天不知是什么事情把话题引到了这里，葛叔向我讲述了那一天的事情，说到了已经去世多年的四婆，说到了那个饥饿的春天，六十多岁的他竟然泣不成声，最后，葛叔说：
“就为了一把面，我和你两个叔跪了半晚上。”
家道殷实的四婆家凭借着四爷的工资和四婆的精打细算度过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那场灾难，葛叔和他的两个弟弟都幸运地活了下来，且后来都参加了工作，离开了那个给他们留下饥饿记忆的杨村，而其他人家则就没有那样的幸运了，尤其是男孩子多的家庭。那个时候，庄稼收获之后，给国家缴纳的税（那时候杨村人称之为“公粮”或“爱国粮”）是定数，无论是丰收还是欠收，必须先保证这一部分，然后，生产队留够给牲口的精饲料，然后按照人口分到各家各户，叫做口粮。需要说明的是，口粮的分配不是无偿的，而是有偿的，也就是说你要掏钱购买粮食。问题是杨村人大部分人都没有钱，很多人家为了一两毛钱也要向别人伸手借，正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但农村自有农村的规则，没有钱你有工分，先把工分折算成钱，然后再用账面的钱购买自己生产的粮食，工分不够的部分就先欠着，总之是要想法子把粮食分回家。分回家之后头一件事情是赶紧还帐，上一年甚至几年前度春荒时借亲戚邻里的粮食要赶紧还上，“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印象最深的是杨村人把向亲戚邻里借粮不叫借而叫“接”。是为了避开“借”的铜臭味还是为了突出把缺粮的这段日子“接”起来，我没有仔细考证，但一个显然的事实就是有些人家把欠粮还了之后就所剩无几，“囤里没粮，心里发慌”，刚刚分粮到户，许多人家就已经开始盘算着来年春天再向谁借粮了。就这样，杨村的很多人家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永远是欠粮户！
为了解决粮食的问题，杨村人挖空了心思，省吃俭用是最常见的办法，能吃稀就不吃干，“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有野菜就尽量多下些野菜在锅里，能省几个是几个；再有就是到地里干活时顺手牵羊地偷一把，比如生产队打场时穿一双超大号的鞋，回来时往外一倒，没有半斤也有三两；还有就是干活时能吃的就吃一点，蔬菜、玉米棒子、豆子、红薯等等都可以生吃；还有一种办法，换粮。杨村地处关中平原，是产棉区，棉花分到户之后，经过若干道点灯熬油的手续，辛勤的杨村女人们坐在纺车前把棉花纺成一根一根的线，再坐上织布机一梭一梭地织成布，最后由男人背上布匹到北部山区去换粮。北部山区地广人稀，靠天吃饭，但如果风调雨顺，粮食就会有富余。但换粮要有运气，粮食棉花都属于国家的统购统销物资，用布匹换粮违反政策，从关中平原到北部山区，一路上设有无数的哨卡，专门拦挡那些换粮的饥民，遇到了哨卡算你倒霉，粮食换不来不说，连布匹也都要没收。我父亲进入老年之后，和我聊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换粮。
杨村人上述的这些办法，都是在平常的年份，而遇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样的灾荒，上述办法就都不管用了。省吃俭用不管用了，因为你囤里瓮里本来就空空如也；顺手牵羊地偷也没有用了，因为地里也没有了粮食和蔬菜，你想偷都没得偷，自然你在地里吃的美好愿望也就落了空；换粮的路也走不通了，因为北部山区也缺粮。
所有的办法都不管用了，杨村人走投无路，但人要活下去就得吃饭。于是，在美丽的、百花盛开、万物勃发的春天，就有了一种残忍的甚至没人道的“办法”。
多年前，我家在杨村的最东头，后来，随着住在村中的人们不断地搬迁，我家已经在街道的中间了。搬迁出来的有一户人家，袁姓，男人行三，按辈分我叫他三爷，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是村上的“贫协代表”。但我隐隐地感到，我的爷爷和父亲对这位苦大仇深的贫协代表很不以为然。从爷爷和父亲零碎的叙述中，我了解到三爷年轻时是个游手好闲的主儿，不好好种庄稼，有点钱就到王乐镇或者乾县城糟践掉。民国十八年，十多岁的三爷没吃的也不出去要饭，也许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就爬到村里有磨坊的人家，舔食磨坊墙上地上和犄角旮旯里附着的面尘，就这样三爷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解放后，由于三爷属于“无片瓦存身，无立锥之地”的赤贫阶层，就光荣地当选为杨村的贫协代表，享受到了新社会的阳光雨露。
如今，三爷已经是将近九十岁的人了，身体还很康健，每天还能颤巍巍地走到门口坐着和杨村东来西往的人聊几句。打我记事起，三爷就有一个毛病：摇头。摇头的幅度并不大，但关键是不停地摇，也不知道是什么病、什么时候落下的病根。现在我回家几乎每次都能在村东头他家门口遇到他。每一次，我和三爷匆匆地打过招呼，就匆匆地几乎是逃一样地躲开他，因为我怕他。
在杨村人零零碎碎的叙述中，我了解到了发生在多年前的一桩惨案。
三爷和三婆共生养了五个孩子，三男二女，大女儿大我几岁。据村人讲，杨村人艰难地度过了饥饿的第一年，死气沉沉的春节过后，杨村人来到了饥饿的第二年春天。那个春天，阳光一天比一天明媚，但人们一天比一天恐慌，因为阳光如果再继续这样明媚下去，就意味着持续一年多的旱情没有丝毫的缓解，这也就断了杨村人最后的一点念想和希望。那个时候，杨村人已经没有精力去关心街坊邻居的一举一动了，他们能静卧着就静卧着，能不说话就不说话，能不睁眼就不睁眼，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身体的能耗。只是，邻居们发现，三爷家五岁的女儿不见了。问三爷，说送给了人家；问三婆，三婆只是哭，什么也不说。
当杨村人终于走出了那一场灾难，终于能够吃上一顿正儿八经的饭食时，三爷大女儿的下落就又成了左邻右舍的话题。最具权威的说法是，三爷和三婆商量大女儿的事情，三婆起初死活不愿意，三爷说：那你也得饿死！三婆就撕心裂肺地点头了。于是，三爷就带上了五岁大的女儿，来到了远离杨村的一口井边，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雪白的馒头，有意无意地放在井边。一年多没见过白馒头的大女儿见了什么都不顾、什么也都不想，直接就朝着馒头扑了过去。这时候，三爷在女儿就只是轻轻地推了一下，从此，三爷的那个女儿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这件事情也许只是杨村人的猜测，也许只是一个传说、一个故事，但自从那个春天过后，三爷的那个大女儿再没有了一点音讯，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每一次，我在杨村街头遇到三爷，看到他的头依然轻轻地固执地摇着，我就想：已进入暮年的三爷，不知会不会想起发生在那个饥饿的春天的残忍的故事，还会不会想起他的那个女儿？晚上他会不会做噩梦？还有，三爷摇头的毛病，和他的那个女儿的遭遇有没有关系？
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三爷的那个女儿的故事，就发生在美丽的、万物复苏、鲜花盛开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