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曾祖父桑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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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曾祖父桑盛海，字朝宗，安徽省嘉山县邵岗乡光明村下洼队人（民国时期属于盱眙），1893年3月24日（农历二月初七）生，1959年12月25日（冬月二十六）夜逝世。桑盛海的父亲桑奎名，祖父桑荣廷，曾祖父桑永泰。长大后曾祖父过继给了奎名之弟桑沅名。桑沅名只有一女，嫁到包集那边的郁郢，后丈夫去世，又带孩子回到下洼，由曾祖父桑盛海抚养小孩长大。孩子大了以后，这个老姑太又带着孩子回到郁郢生活。桑盛海还有一个哥哥桑盛江、四个姐姐（分别嫁给卞姓、吴姓、牛姓、牛姓）。桑盛海妻子，我的曾祖母姜文华，是邻村涧西人，也是大家闺秀，生于1894年，1958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十三）病逝。他们生有四子一女，四子中二儿子和小儿子夭折，存活下来的有大儿子桑信家和三儿子桑兴家。女儿桑凤家，1947年嫁给石坝姚武郢胡德建。桑盛海有三个孙子桑和会、桑和敏、桑和军，三个孙女桑和芝、桑和兰、桑和鸣。
桑盛海一生勤劳正直，年轻时候曾经给大郢桑和梅家任账房先生（老祖宗桑沅名是桑和梅家账房先生，那时候一个地方选一个姓桑的过去管账，估计曾祖父可能继承这份差事），负责收租。在此期间，认识不少大郢桑家有势力的人物。曾祖父经常逮鱼摸虾，送给桑炳恒、桑国权等人。民国三四十年代被桑大郢乡乡长桑国权（以前任盱眙参议）任命为保长，在任期间，但行善事，不问派别。胡坦、吴迪、周义甲、张百鄂和汪道涵、戴夕可等等共产党人士，都曾经在我们家避难，曾祖父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帮助他们逃出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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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策安（1904-1998）在女山湖镇从事革命活动，被当时伪区长吕介甫追杀，连夜跑到桑大郢。后在桑大郢、瓦庄等地短暂教书，没有依靠，无法立足。1939年底，被曾祖父介绍到我们家教书、行医庇护，一直到1951年才回旧县。汤策安初来我们家教书时候是扁担挑着挑来的，可以说除了书，是一贫如洗。在曾祖父的帮助下，经过十年的努力，1951年汤策安离开下洼的时候，所有的家当多得装了两大船，坐船从水路满载回到旧县。
1943年春，胡坦（时任嘉山办事处副主任），从洪泽湖到东南去开会，途经旧县镇，被伪区政府李忠堂发现，李即带人追捕。胡坦绕道朱山郢，一时甩掉追兵后，立即跑到下洼。我的曾祖父安排人将胡坦送到七里湖边，由大李庄李国宾安排渡船护送胡坦赶到新四军十团一部的驻地。胡坦是汤策安的学生，李国宾也是汤策安的学生。胡坦有一次在我们家逃避追捕，整整在庄稼地里躲了半个月，才被曾祖父派人安全送过河。时任二师师长罗炳辉的秘书、宣传科科长的何玉庆也是汤策安的学生，也经常到下洼来，我的曾祖父都协助他们安全撤离。新四军等这些共产党人经常到我们家，一来二去的，我祖父也想跟着胡坦他们后面去参加新四军，但是我的曾祖母死活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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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伯桑和会和二伯桑和金说，曾祖父为人比较不拘小节，穿衣服也不讲究，纽扣也经常扣错，夏天经常上衣不穿，皮肤都晒的黝黑。脸上有少许的麻子（出疹子带的），年纪大的时候腰有点弓，有着当时典型的地主形象。曾祖父个子中等，晚年是光头的形象。曾祖父虽身为保长，但是他一点官架子也没有。他走到哪都背个粪箕拾粪，有时候还喜欢赤脚在山头拾粪，人家笑话他，他说我到哪树针都怕我。当时我们家田多，有几个大粪池。大池子旁边，我们家盖的有猪圈，养了很多猪，一个姓戚的老头给我们家放猪。曾祖父走到哪手里还不忘带着他的指挥棍，别在身后，那是保长权力的象征。
曾祖父从小就显得很聪明，很能干事。在他六七岁时候，拱桥山下面湖田有南北头田地分界的石头界桩，曾祖父的哥哥桑盛江（1884-1936）骗曾祖父说，把界桩外这边移一移，这样他们南头的地就少了。我曾祖父当时小，就立马上去移动了界桩。这时旁边有个大人放牛的，提醒曾祖父说道：你马上就要过继给南头了，南头地就是你的了。六七岁的曾祖父很快领悟过来，赶紧又把界桩移了回去。
曾祖父小时候在涧沟放牛，有一天趴在牛身上，迷迷糊糊快睡着了，听到两个阴阳先生经过，说涧沟那片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曾祖父就装着睡着了，静静地听着。等到阴阳先生走了，他立马搬快石头放在那地方，心里想等自己母亲老了，就葬在这里。后来，曾祖父的母亲去世后，真的就葬在了这里，也就是今天我奶奶坟旁边的那座坟，是我们南头女老祖宗的坟，她只生了一个女儿，我的曾祖父是过继给他们做儿子的，难道我的曾祖父从小就有这份孝心和机灵劲。
曾祖父桑盛海的哥哥桑盛江比他大有9岁，而且哥哥盛江结婚也早。当时曾祖父年龄还小，十几岁，跟着哥嫂一起生活，一起干活。嫂子肯定不喜欢这个小叔子，经常趁他不在的时候弄小锅饭偷吃。曾祖父一干活回来，要么就是只剩下稀饭，要么就是剩饭剩菜，好一点的都被嫂子家提前吃了或者偷吃了。曾祖父很聪明，发现问题不对，就在下田干活的时候偷偷观察，看到烟囱冒烟的时候，他就偷偷地跑回去。嫂子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的”，曾祖父机灵的回答说“我渴了，回来喝口水”，然后跑到锅屋揭开锅，一锅热腾腾的大饼。曾祖父气的一锅饼都端走了。两个弟兄实在过不下去了，闹分家，于是我的曾祖父就提前过继到南头生活了。
曾祖父过继到南头生活以后，兢兢业业，勤俭持家。从石坝贩粮食到旧县卖，又从旧县贩粮食到石坝卖。我的曾祖母姜文华家里开的是油坊和茶坊，大户人家，也帮着曾祖父一起发展家业。听有的老人说，我们南头这边老祖宗可能是晚年不正干，把家里的田地当了出去，曾祖父过继到南头以后，开始创业，慢慢又把田地都赎了回来。我感觉，我们南头的老祖宗应该是很能忙的，至少是年轻时候是这样。我们家柿树园和许多果树园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大面积的柿树园，一百多棵柿树，前面还有桃树园、梨树园、枣树园，说明我们南头老祖宗还是创下了很大家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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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曾祖父人很聪明，但识字不多，被任命当保长的时候，冯巷、包咀、豆庄许多人都不服。曾祖父当保长期间，有一次，把人家写的字据拿倒了，人家提醒他，曾祖父反应很快，说“我这是拿给你看的”。
津里区有个站岗的，没有钱花，想弄点钱花花，听说我的曾祖父不识多少字，就想来骗点钱。他把一个庙的对联撕下来，作为一个手续和字据，来跟我曾祖父说，这是区里要什么人头税多少多少。曾祖父拿过来看，字也不认识，就说：我去找甲长（桑和旭爹爹）看看怎么往下派。半路又想起了桑和金爹爹桑盛玉，他识一些字，于是拿给了桑盛玉看看。桑盛玉一看，这哪里是什么人头税，这是一个庙对子“门对凤凰池....”。曾祖父一下明白了，立马派人去抓这个骗子，结果这个人早跑了。
解放前，曾祖父的孔埠保要出两个壮丁。一个壮丁名额由我们保花钱买人去当兵，另外一个名额由陷迷井的刘邵山家和下洼桑成家家（他们两家都是弟兄四五个）出，按规定得出一个人去当兵。两家都不愿意去，曾祖父决定让他们抓阄。实际上曾祖父那个时候已经不当保长了，把位子让给了徐学余，我的祖父当时是保代表。虽然徐学余是保长，但是他没什么能力，所以实际决定权还是曾祖父。两家在抓阄的时候，曾祖父对桑成家说，你就不要先抓，我们都姓桑，得先让人家先抓才公平。结果刘邵山父亲抓到了“去”字，不用说另外一张不用看就是“不去”，所以另外一张就没有打开。刘邵山父亲回家把情况一说，刘邵山说肯定两张都是“去”，无论你抓哪一个都是“去”。刘邵山父亲一想，好像是看到了另外一张被曾祖父偷偷放到嘴里了，于是就确信是我的曾祖父做了假，心里开始怨恨我们家。刘邵山不得不被强征去当了国民党的兵，结果到战场就被活捉，成了俘虏，然后投降了共产党。很快全国解放了，刘邵山回到了乡里，当上了武装部长、政法部门的部长。他有点权了，不思感恩，就开始想方设法针对我们家，为难我们家，和唐明礼一起批斗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后被公社书记王祥及时制止，他说“桑田他是富农，但是他的儿子不是富农，是富农子女，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是我们打击的对象，你们不能打击面太宽了”。后来的公社书记黄守英也对下洼人说“富农子女不能随便斗，富农子女跟社员一样，没有我们党委的批准，不能斗，谁斗谁负责”。这里说起的王祥书记，人们都称他“王青天”，他在任公社书记时候，一心为民，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和热爱。他小时候曾在下洼小学读书，师从于汤策安门下。他家解放前家庭困难，曾祖父出面减免他家的上学费用，免除他家强征壮丁的名额。
曾祖父因为自己识字不多，所以对教育子女方面格外的重视。1939年，他的两个大孙子（我父亲、我大伯）同一年出生，让他非常高兴。1939年底，他把在大郢桑和梅家和瓦庄教过书的汤策安，请到了我们家，准备专门教这两个大孙子。同时，我的祖父也顺便跟后面提升一下。曾祖父治家方面很有一套，他让我的堂祖父（桑信家）主内，专门带着伙计负责耕种庄稼，确保全家人的温饱；让我的祖父（桑兴家）主外，家里所有的事都不用操心，专门在外面搞好人际关系，结交更多的朋友。我祖父年轻时候年轻帅气，能说会道，终得不负众望，在当时混的是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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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桑和元说，小时候，他在后面大路边上的老坟滩刨草皮烧锅，正好被我曾祖父看到了，训斥道：那是我们家老祖坟，怎么能在那上面刨草。我查了一下家谱，确实记载有，我们老祖宗桑荣廷之妻市氏、于氏均葬在后圩上大路西。这说明下洼后面老坟滩靠大路边上的那两座坟确实是我们家的老祖坟。八十年代，在修下洼石子路的时候，我祖父也曾经说过，那边还有我们家两个老祖坟，不能破坏。北头桑国庆也记得，他的父亲桑和云经常到这边上坟。
以前，下洼桑家人在曾祖父的带领下，非常团结，非常齐心，四周八里没人敢欺负下洼桑家人。只要有一个桑家人被欺负了，全村下洼人都会一起上去理论。那时候流行一句话：下洼小团体，得罪不起。每年的清明节，曾祖父都会组织下洼桑家人到桑大郢的桑家祠堂去祭祀。祠堂那边有自己的田地供养，免费供应祭祖人员的吃喝。我们大家族人有家族的规矩，按照辈分的长幼排队。听说当时辈分最长的是个单身的穷汉，就这必须他到了才能开席，而且每次都是他排第一，所有人排在他后面，由族长（桑国权当时担任族长）主持祭奠仪式并发表讲话。
曾祖父任保长的时候，周围许多人都会认曾祖父做干爷，或者认祖父做干爷，曾祖父的干儿子和干亲很多。还有不少人，靠着给我们家扛枪和打长工，寻求一种保护。李国兵、桑和宽父亲桑吉家、桑和宽大伯桑善家、牛泽军、范令之、张卫华、王培，等等都是给我们家扛过枪的，扛枪的平时也做农活。解放前，唐明礼的母亲曹氏跟曾祖父的关系密切，曹氏仗着曾祖父的背景，在下洼经常做出一些过分的事情。在曾祖父的照顾下，唐明礼小时候在我们家上学读书，而且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可以说没有曾祖父的支持，他也不可能读的起书。他或许是从小对他母亲和曾祖父的来往关系，有介意，有记恨。解放后，我们家划为富农成分，是批斗的对象，往日的辉煌不再有。这个时候已经读书成人的唐明礼，有了点权力，借机开始报复我们家。他先是任供销社一职，后通过活动把祖父的财粮会计职位拿掉，自己任大队财粮会计。后来，运动来了，他又把祖父的下洼小学民办教师职位搞掉。而且，每次在批斗我的祖父的时候，他都都很卖力。甚至有一次密谋趁我祖父晚上到包咀送信的时候，把祖父谋害在那棵歪脖子树上，对外称畏罪自杀。幸亏其弟媳妇唐明义家属听到这个事，连夜向我家通风报信。我祖父和大伯桑和云从此不再晚上送信，而且送信必须两个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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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邻居桑和宽的祖上，排行第二房，本来条件也是不错的，田地很多，而且土地肥沃，都是好地块。但是他的祖父桑盛盈，抽大烟上瘾，赌博上瘾，又好吃懒做，好喝酒，把家里的田地通过桑和金的祖父桑盛玉介绍，全都卖给了东卢的唐姓。下洼人包括我的曾祖父桑盛海，其实都想买他家的田，因为他家的田都是好田，但是都不敢买。因为家族弟兄之间，怕他反悔，惹不起，所以下洼人没买。抹山那边有他姊妹妹，桑盛盈把这边田地卖掉以后就去给姊妹家帮着管账，正月初十去的，十四就去世了，下洼人去给他的尸体抬了回来。桑盛盈把下洼自家的田地都卖了以后，导致了一大家，不得不去种人家的田，给别人帮工。桑和宽的父亲桑吉家、大伯桑善家留在下洼靠给我们家帮工和扛枪维持生活，没了房子、没了田地、没了家业。幸而，我的曾祖父看在一个祖宗的份上，竭力帮助他们家，帮助桑吉家娶媳妇成家，然后又把我们家的三间房子给了他们居住，延续了他们一家人。我的曾祖父对我祖父说：桑吉家，就算是我多了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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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父桑盛海通过辛勤劳动，辛苦打拼，置得了很庞大的家业，在东卢买下了近一半的土地，在南卢买下了全部土地。家前屋后发展有柿树园、桃树园、枣树园、梨树园等。南头前面的两层小炮楼也是曾祖父带人修建的，我记得小时候炮楼底下一层还有口大锅可以做饭，听说以前还作为父亲的教书办公室，也就是批改作业的地方。前面的大池子，主体部分也是曾祖父带领伙计和村民，加宽加深的，那时候每年冬季都会在农闲的时候，砌墙挖沟，冬修水利。就在南卢、东卢的田地刚买过不久，东卢的房子也盖好了，我的祖父准备搬还没搬过去，全国就解放了。解放后，土地归公，我们家被评为富农，曾祖父因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只被判处三个月的徒刑就释放回家了，晚年一心务农。
曾祖父1959年12月25日（冬月二十六）去世的时候已经是冬季了，当时村子里劳动力都外调到各地去兴修水利，大伯在新办的旧县农中上学，父亲在潘村农中上学。曾祖父去世的那天，刚好大伯在家，他是从旧县回来弄点伙食去吃的，实际上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粮食，就挖了点胡萝卜，当时没来得及带走。曾祖父去世的时候家里没什么其他人，都外调出去干活了，好像是大伯出去喊人的。因为当时已经处于大饥荒的初期，下洼人都饿的走不动路，没人能抬的动棺材，不得不从包咀找了几个人抬棺材。曾祖父的棺材是他五十多岁时候就做好了，好的木料做的，很沉。包咀人虽然比下洼生活条件好一点点，但是也是饿的不行，几个人抬棺材也抬不动，本来想埋在涧沟欢塘北，是南头老坟地，但是走几步就走不动了，最后不得不埋在的村庄跟底的乔塘东头。
我的曾祖父一生助人无数，救胡坦于危难之中，救汤策安于存亡之际，帮桑吉家成家立业，让下洼人团结一心。我为我的曾祖父骄傲，特以此文纪念我的曾祖父.
桑春庆
2024年11月13日 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