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金日成回忆杨靖宇

金日成回忆杨靖宇

杨靖宇同李红光和李东光一道,为建立并壮大南满游击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南满游击队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就是杨靖宇。

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我们对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斗争赋予了重大意义,为实现同抗日联军各部队的联合和协同作战,做出了真诚的努力。这是完全符合朝中人民共同斗争利益的。所以,我们先后两次进行了北满远征,同曹国安指挥的第一军第二师进行了协同作战,并扩大了同南满部队的联系。

南满各部队曾向我们要了好多人。按照他们的要求,我们给他们派去了许多精心培养的军政干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南满共产主义者的团结得到了加强,也加深了同南满军政干部的同志友爱。杨靖宇通过各种渠道,对我们给予南满各部队的真诚帮助,表示感谢,我也经常托人向他问好。这样,我和杨靖宇在共同斗争中不断地加深了友谊。

1938年秋天,在南牌子举行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军政干部会议时,我初次和杨靖宇见了面。南牌子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地方。

濛江县有一片原始林地带,人们管它叫牌子。牌子的特点是树木茂盛,泥沼地特别多。

抗日游击队员们管树林中的泥沼叫“晃荡裂盘”。这种泥沼地,杂草丛生,可不能漫不经心地踏进去。一踏进去,霎时就会把你吞掉。据说,这种泥沼深不可测。茂山地区战斗胜利纪念塔右边的草甸子里,也有相似的泥沼。

牌子树林地带按方向不同分为东牌子、西牌子和南牌子。1937年冬天,我们进行军政学习的地方是东牌子附近。同杨靖宇等东北抗日联军干部一道召开重要会议,讨论清除热河远征后果问题的地方,是南牌子。南牌子这个地方地势险恶,到处都有眨眼间就把人和马吞噬掉的泥沼,部队隐秘地集结起来举行会议,是再好不过的地方。南牌子会议又名濛江会议,是因为南牌子在濛江县境内。

南牌子会议前后时期,我国革命正面临着非常困难而复杂的局面。一是因为敌人发动了妄图扼杀我国革命的攻势,二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某些人采取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

当时,日本侵略军一边把攻击矛头指向中国南方,一边为了保持其后方的安全,对东北抗日联军变本加厉地进行“讨伐”。敌人发动的反革命攻势,严重地扼制了我国的武装斗争和整个抗日革命的发展。

左倾冒险主义招致的热河远征的后果也很严重。这一后果表明,共产国际的指令是不切实际的冒险。由于热河远征,抗日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既然事实是明摆着的,就必须分清是非,清除后果,这是大家公认的迫切问题。

要扭转革命面临的困难局面,就要及时制定对付敌人攻势的新战术,并采取措施清除左倾冒险主义招致的后果。为此,朝鲜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第一军各部队,决定在南牌子搞一次聚会。

那时,我急切地等待着杨靖宇的到来,因为他的部队在热河远征中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而且他来濛江的路途又非常艰难。杨靖宇也是相逢心切的。

我们先派了一批人去接杨靖宇的部队,还为他们充分准备了食宿条件和供他们换用的衣被。

这是困难时刻的相逢,我和杨靖宇都格外激动。

杨靖宇

杨靖宇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眼就吸引了我。人值千金,眼值八百。我一看杨靖宇的眼睛,就知道他是一个忠厚而热情的好汉。

我们烤着篝火进行了简单地交谈。他烤暖了身子,突然谈起第一军里的朝鲜同志。他说,第一军里有许多朝鲜人,都是有名的战将。可是他们没能都来。他一再痛心地说,失去了许多好同志。

他为失去那些朝鲜同志那样难过,使我不得不反过来安慰他了。

共同的抗日斗争,把我和杨靖宇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30年代的前半期,在南满一带,大刀会军的后身辽宁救国义勇军总司令王凤阁和杨靖宇两个人,被称为抗战英雄。他们在东边道一带打了很多仗,也洒下了不少鲜血。

自从我们占据了西间岛一带以后,敌人就把我的名字同杨靖宇和王凤阁的名字并列起来。王凤阁和他的夫人被敌人杀害后,敌人的视线就集中到了我和杨靖宇身上。敌人称为金日成军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和杨靖宇的部队,成了在东南满地区压倒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两大武装力量。敌人的绝密文件以及报纸和杂志,常常把我的名字和杨靖宇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日本的一位杨靖宇研究者在谈到吉林时,这样写道:“青年金日成因进行反日活动被监禁过的市区”、“杨靖宇赴游击区时歇过脚的地方”。在另一篇文章中,在所附的抗日运动高涨的满洲地图下面,加了这样的说明:“杨靖宇和金日成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南满地区。”

日本报刊在报道杨靖宇牺牲的消息时写道:杨靖宇作为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人,是仅次于金日成而在日本闻名遐迩的人物。

下面介绍当时的一份资料:

“金日成系坚贞的共产游击队队长,虽然是未满30的青年……盘踞临江、抚松、濛江和长白等所谓非讨伐地带,现在麾下似乎有五百名左右。现在,在东边道是最大的势力。”(《铁心》1937年5月号,第106页)

谈完了话,我就把杨靖宇一行领到宿营地去。第一军战友们看到井然有序的帐篷,都惊叹不已。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为他们搭好的帐篷。

当我把杨靖宇领到为第一军干部准备的指挥部帐篷时,他很激动地说,我早就听说金司令的部队好客,但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么个山沟里会受到这样的款待,特别是这个冬天是多么严峻的冬天啊。他这样说着,即不肯跨进去。我劝他快进帐篷,好解解几个月的疲劳,晚上再好好睡一觉。他说,那怎么行,还没有向贵部战友们打招呼,怎么能先想到休息哪。我听了心里想,确是一个不同一般的人。从前,也有许多友邻部队的客人来过,但像杨靖宇这样,还没有卸下行装就先要向我部人员打招呼的人,却是很少见的。

关于杨靖宇,最先向我介绍的是童长荣。他好像是在大连做党务工作时听人讲过,抚顺煤矿工人都把杨靖宇当大哥对待,都很喜欢他。第二师师长曹国安率部驻在我部密营时,也都称赞杨靖宇。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他到抚顺做党特别支部书记工作时,化名张贯一,扮做从山东逃荒来的人,到工人中去入了伙。要想在山东人居多的抚顺站住脚,扮做山东人是很有利的。

有一次,抚顺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日本老板。当初,工人们计划举行罢工时,找不到一个能够维护工人利益替工人说话的人,后来看到杨靖宇为人耿直,敢于为大家利益说话,就选他做了他们的领头人。杨靖宇按照自己的主张,大力推动了罢工运动。不久,他被警察逮捕。被捕后,他仍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坚持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任何威胁和拷问都吓不倒他。后来,地下组织和工人群众终于把他从警察手中救了回来。

我听了杨靖宇的要求,带他到了我们部队驻的密营。我们的密营和第一军战友们要驻的密营只隔一个山脊。我们部队全体指战员接到了我的通知,在密营前列队迎接了杨靖宇。

杨司令说:我们多次远征热河,各部都遭受了严重损失。但贵部毫无损失,保存了力量,这都是因为金司令有主见,领导有方;而我,却几乎失去了所有的部下。在远征热河的路上,他们一直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都在半路上倒下去了。一想到他们,我就禁不住流泪。今天要是我能把他们都带到这里来该多好。说着,便掉下了眼泪。

我望着他为牺牲的战士流泪,十分感动。他确实是一个爱兵如子的人。

我备一席便宴为杨靖宇洗尘。所谓便宴,不过是几样干菜和几杯酒而已。他把手枪和挎包解下来放在一边,说是好久没有松过皮带了。同杨靖宇一道来的徐哲,悄悄地对我耳语说:“这是破例的。杨司令任何时候都军容严整,注意保持军人的威严,今天却完全打破了常规。”

虽然是初次见面,杨靖宇却侃侃而谈,讲了许多话。

我听到他曾经在工业学校学过纺织印染,不禁十分惊讶。如今的抗联司令当年却学纺织印染,这多有意思啊!他说他学纺织印染,是为了给世世代代穿不暖、过着苦日子的中国同胞做漂亮衣服穿。我认为这是阶级意识的表现。

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闹革命的决心,正是从这种阶级意识出发的。

杨靖宇早在十几岁的学生时代,就对学校当局不公正的措施提出过抗议。只从这一事实,就能说明他是一位刚直不阿、正气凛然的人。

杨靖宇不是东北人,是河南人,他是受党的委派才来到东北,做地下党的工作和进行武装斗争的。起初,他在抚顺做中共抚顺特别支部工作,继而又到哈尔滨做地下党的工作。

满洲事变爆发,在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部队陆续诞生的1932年秋天,中共满洲党组织派他到南满巡视。他被派到南满,是与南满游击队的构成特点有关的。

在南满的居民中,中国人占大多数,而在盘石成立的南满游击队,最初全部是由朝鲜人组成的。南满游击队的组织者李红光和李东光是朝鲜人,队员也都是朝鲜人。这就使南满游击队一开始就碰到了很大的困难。由于游击队是在汉族和满族占大多数的地区纯粹由朝鲜人组建的,所以很难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也难以扩充人员。

在被派到南满游击队的人当中,有曾在哈尔滨做共青组织工作时跟我们有联系的徐哲。他是受命装作中国人被派到南满游击队当军医官的。党组织要求他完全装成中国人,这事只告诉李红光和李东光,对其他人要绝对保密。

徐哲出生在刀耕火种的穷人家里,是靠工读念完了哈尔滨医专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从小就跟中国人一起生活,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熟知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徐哲参加革命,有不少有趣的故事。

他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到野外放牛,回家的路上却无缘无故地挨了警察一顿毒打。那几个警察见他骑着牛回家,就平白无故地把他拉下来,拳打脚踢,破口大骂:这小子太放肆,见了警察大人,还不下来行礼!

徐哲如今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政治局委员,可那时候他一筹莫展,只有挨打的份儿。他伤口淤血,吃了几个月的冤枉苦头。从此,他恨死了警察,恨那些同警察一个鼻孔出气的地主和官僚。

徐哲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适合装成中国人,是帮助南满游击队摆脱困境的合适人选。他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出色地扮演了中国人军医的角色。他在提高盘石游击队的声望和改善军民关系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杨靖宇来到南牌子时,他的部队已经所剩无几。他说,一想起在热河远征中受到的损失,就心痛欲裂。

杨靖宇的部队不但在远征中遭受了惨重损失,而且在从集安向濛江转移的路上,也经历了千辛万苦。敌人甚至出动飞机和大炮等重型武器,不停地追击他们,不让他们有一刻喘息的机会。有时,整个部队被包围,只有孤军苦战。天上是飞机轰炸扫射,前面是程斌喊话劝降,四面八方的敌人都在猛烈地炮击,不断地压缩包围圈,真是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杨靖宇说,第一军里的朝鲜人指战员特别英勇善战,他一再赞扬在最激烈的外岔沟战斗中英勇奋战的朴先锋团和朴成哲的连队。他说,在外岔沟战斗时,他曾想过这也许是最后一决。

在外岔沟突围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朴成哲的连队。朴成哲连队的敢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突破口。朴成哲解救了杨靖宇的部队,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杨靖宇说,要是没有朝鲜人,他的部队就难以突破重围,就难免全军覆没。要是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没有组成抗日联军,而是各自行动,他也就不会来南牌子见我了。我们把培养的大批朝鲜人干部派到他的部队去了,对此他由衷地感谢。

我记得,我们在南牌子开了十几天的会。

南牌子会议对热河远征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实质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辛辣的分析批判,认真研究了清除其后果的措施。

会议还就朝鲜人民革命军针对敌人的大规模攻势,挺进以白头山为中心的国境一带积极进行军事政治活动的问题,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祖国光复会组织,更加积极地开展群众政治工作的问题和在革命斗争中坚持自主立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决定。

会议把我们人民革命军的各部编为方面军,任命了各部的指挥员,划分了各部队的活动区域。

历史学家要正确地阐述南牌子会议的政治军事意义,这是很重要的。可以说,南牌子会议和南湖头会议,在加强朝鲜革命和中国东北革命的主体性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所谓革命的主体性是什么呢?它意味着以独立的判断和决心,根据本国的特点和实际自主地进行革命。

以南牌子会议为转机,朝鲜革命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人民革命军全体指战员从这个会议中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们的队员能够经得住“艰难的行军”这样的考验,并不是单靠意志和毅力的。他们从南牌子会议的精神中,获得了巨大力量。在整个行军过程中,这个力量始终推动着我和我的战友们不停地前进再前进。

1939年春天,我们在北大顶子会议上重新确认了南牌子会议的方针,决定向国内挺进。如果南牌子会议没有提出重要的路线问题,我们是不可能在敌人重重包围的险恶形势下,冲破长白的冰天雪地,挺进到祖国并发出了枪声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在茂山地区发出的枪声,就是南牌子会议和北大顶子会议结出的硕果。

在南牌子,我们用我们的队员给杨靖宇和魏拯民组编了新的警卫团,补充了许多人员,任命了指挥员,还给杨靖宇配备了一个传令兵。通过警卫团的改编,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了。

南牌子会议结束后,各部队向所分担的作战地区开拔了。与杨靖宇的离别,跟相逢时一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他以两国革命者的名义约定:一定要转祸为福,成为胜者时再会。

可惜,此后我没能再见到杨靖宇。

同我们分手以后,杨靖宇在桦甸、敦化、濛江、辉南、抚松和金川等地积极开展军事活动。由于敌人打着“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招牌进行了“大讨伐”,他的部队遇到了重重困难。

最困难的是过冬准备。要做过冬准备,就要打几仗。杨靖宇打算以分散活动来对付“大讨伐”。他的这一抉择,当然不能说是违背游击战原则的。然而,军事情况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即使是符合原理的战术,也要根据情况灵活运用,不然就会适得其反。

以小部队分散活动,能比较容易躲避敌人。杨靖宇也许考虑到了这一点,打算灵活地采取“以整化零”和“聚零为整”相配合的战术打败敌人,扭转部队面临的困难局面。然而,看样子在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把分散的小部队重新集结成大部队的时候,没能这样做。

如果在被大敌包围的情况下只进行分散活动,那么,当敌人用大部队进攻时就不容易打败敌人;如果不能打败敌人,就势必遭到追击。这样,就会完全陷于被动。在进行分散活动的过程中,碰到敌人大部队不得不进行遭遇战时,不利的当然是分散活动的一方。敌人了解到杨靖宇的部队在分散活动,便投入比从前更多的兵力,疯狂地进行包抄和围歼。加上杨靖宇没有进行流动作战,而是扎营过冬,自然就遭到了敌人的集中“讨伐”。

在杨靖宇手下曾当过师长的叛徒程斌,居然当了这次“讨伐”队的急先锋,这是令人吃惊的。投敌后任通化省警察队队长的程斌,于1940年1月与杨靖宇的主力遭遇,在濛江县西岗激战了六个小时,2月又同另一支警察队联合,再次与杨靖宇的主力交战。

1940年2月,杨靖宇在濛江县一处树林里同敌人“讨伐队”作战时,不幸壮烈牺牲。在同敌人进行最后决战时,他身边只有几个警卫队员。敌人包围了他们,连续喊话劝降。杨靖宇两手各握一支手枪,不断地向敌人射击,直打到最后一口气。

护卫杨靖宇到最后一刻的,是我们在南牌子派给他的传令兵李东华。他和杨靖宇一同阵亡。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杨司令阵亡的噩耗,大概是大马鹿沟战斗刚结束的时候。我是在缴获的报纸上,看到他阵亡的消息的,此后连饭都吃不下去。

我和杨司令,民族不同,出身也不同,但我想起同他相逢时的种种情景,仍然久久地暗自流泪。

敌人砍下杨司令的头,拍成照片,用飞机撒向满洲各地。他们还剖开了杨司令的肚子。大概是想看看他肚子里有些什么,想了解他在完全断粮的山上,到底是什么东西使他发挥出了那样超人的斗志。杨靖宇的胃里,连一粒米都没有,只有干草叶子、草根和树皮。

我和杨靖宇在南牌子畅叙友情的时候,我失去了最亲爱的金周贤、金泽环和金永国三个指挥员,因此,那里是我十分难忘的地方。

解放后,中国政府把杨靖宇阵亡的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中国人民为纪念杨靖宇烈士,在通化市修建了靖宇陵园。在举行落成仪式时,我送去了花圈。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在阐述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地位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余年的历史中,最为艰苦的时期有三:第一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二是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在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抗战的旗帜上,凝聚着中国人民的热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杨靖宇的鲜血。我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杨靖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

(摘自《金日成回忆录》第6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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