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当鲁迅41岁的时候，他在北洋政府名下的高校任职，当中国文学课讲师，专门教授中国小说史，每周一次，将近五年时间，到1925年夏天为止。
鲁迅当时所在的高校，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那是北洋政府比较穷，北京的一些学校和机关经常拖欠教职员工的薪水，各校教职工曾经多次发起讨薪运动，鲁迅也曾参加了多次，甚至与其他八所国立学校的教职工一起总统府饿着肚子去讨薪——类似今天的民工讨工资，结果辛苦一夜也未能全部讨到，甚至还有挨打的危险，并让他伤透了脑筋——鲁迅一家开支很大，常常为讨薪之事伤心。
不过，鲁迅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就用自己的方法，比如用写小说来反映内心的不平和官场的不公不义。1922年6月，鲁迅写了一篇小说《端午节》，小说围绕着“讨薪”这一问题，写了一个知识分子苟且偷安的无奈形象。不能不说，鲁迅是一个超级的标题党，他起小说的标题明显是意味深长——比如他的这篇小说为什么叫“端午节”呢？我想鲁迅肯定想到了屈原这个人，屈原为了爱楚国忠君未遂而不得志，郁郁寡欢，结果自投汨罗江而喂了鱼，后来倒有了一个端午节的法定假日，让人都可以有休息时间来追思屈原，来吃点粽子。
鲁迅知道讨薪的辛苦，于是就刻画了那个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堪形象，小说中的主人公方玄绰就好比阿Q一样，最常见的性格弱点就是“精神胜利法”，譬如他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乎于“无是非之心”，远不如改正了好。然而这意见，总反而在他脑里生长起来。鲁迅写此小说，仿佛是觉得这一批知识分子比较不幸，常常苟且偷生，不敢集体站出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鲁迅自己讨薪的时候也未能冲在第一线，因为他也害怕被流血，也曾前怕狼后怕虎。鲁迅的这一风格是一贯的，后来他曾劝告自己的学生许广平要距离危险的地方远些、再远些，而对于他所声援的女学生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却没有把对许广平的忠告同样对刘和珍而言，不幸后来的刘和珍成为死难者，而许广平成了鲁迅的妻子——师生恋的一大典型。
前面说了，鲁迅是一个标题党，他把自己的这篇小说收录在他小说集《呐喊》里，这部小说集也有一个好名字——“呐喊”，鲁迅总要喊出来，他通过这些小说来反映自己内心的真实情况，但为了避免成为屈原自投汨罗江喂鱼这样的端午节悲剧角色，鲁迅选择了闭门写小说，并笔为武器，用笔名写作，因为他个人是不大赞成到街上冲在前面的，比如他对许广平的忠告，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忠告，安全第一，性命交关——他坚持闭门写小说又是自己对自己的最好安慰。
鲁迅是一个聪明人，明白自己的角色，他不想成为斗士，也不想过于苟且偷生——于是就选择一种特别的“呐喊”，扮演好自己的教师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