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一旦通过书写形成文本后,就具有了作者无法控制的含义,从作者那里获得了解放,因此,在文本中,作者的意图与文本的意义并非一致,而在对话中,说话者的意向与他所说的东西多少有些重合,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者能比作者更好地领会文本。如果我们使文本与它最初的语境保持距离,那么它就有了一种“自主性”,它可以不断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实现自己,即“占用”,“占用”就是使从前异己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东西,读者的作用就是去实现文本的意义,没有读者将它重新实现,文本的意义就会始终是不定的,因此,阅读是实现文本意义的具体行动,与此同时,读者也被文本改变,在阅读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自由想象的变更,自我被大大丰富和扩大,理解不是把自己投进文本,而是从领会提出的世界中接受一个扩大的自我,这些世界是解释的真正对象,文本解释在一个主体的自我解释中达到顶点,他从那时起更好地理解他自己,不同地理解他自己,或只是开始理解他自己。
在说的语言中,说话者总是要说他要说的东西,而在写的言词和文本中,说话者的当下性不存在了,只有文本和它的意义,文本表明的东西不再与作者意谓的东西一致,文本一旦摆脱了说话者的当下性,就可以超出由“说话者-听话者”这种语境所有的种种历史的、心理的、社会学的限定,说话者不在了,重点就落在了文本及它说的东西上,而不是作者要说的东西了,但是,也不能因此把作者和作者的意向完全排除在解释的过程之外,虽然在文本中已没有了作者的当下性,但文本并不是完全没有作者的,但作者的意义不是在文本之外(如作者的传记或心理中)去寻找,而应在文本中寻找,因为它也是文本的性质。在说的语言中,听者是预先由对话关系决定的,而写的言语是面向求知的读者,潜在地面向任何能阅读的人,因此,文本同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无关,人们对它可以有无限多的阅读,然而,文本与它的读者并不是完全脱离的,文本的意义和重要性是从与它的读者的辩证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在口语中,指称最终受对话处境限制,说话者可以用手势、面部表情等指出他说话的指称,但文本却没有对话处境这种当下性,因此,文本指称就不像口语的指称那么确定,在文本中,直指指称实际上被悬置起来,因而口语的指称总是一种既定事实,而文本的指称却是一种可能性,因而可以使人们可以从一个既定的世界进入一个可能世界,即文本世界,这个文本世界就是在世存在,文本向我们提供了我们在世的新向度,它向我们暗示了我们可能的、新的不同的存在方式,文本不断增殖的意义,乃是我们自身种种的可能性。人的行动都是有目的的,也就是有意义的,具体行动固然发生过后就消失了,但行动的意义却不这样,通过某种类似写作中发生的固定化,行动也可以被对象化,通过这种对象化,行动不再是一次性的活动,而成了可以根据其内在联系来解释的型式。行动并不等于行动者的意图,行动的后果更是它的执行者无法控制的,在此意义上,行动具有和文本一样的自主性,人类行动的这种自主性构成了行动的社会向度,我们之所以区分行动者主观意图和行动的社会效果,就是因为这两者是不可能完全重合的。文本的意义和重要性与最初的语境无关,即它超出了与最初语境的相关性,而重要的行动发展出来的意义可以在并非行动发生时的那个形势下实现后完成,即重要的行动的意义超出、克服和超越了产生它的社会条件,可以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再制定,它的重要性使它又延续的相关性,在某些情况下,它具有全时间的相关性。文本不但对当下的读者说话,而且也对任何能阅读的可能的读者,判断文本的不是文本的当代人,而是历史本身,行动与文本一样,也是一件开放的作品,它的意义是悬置起来的,它不断开拓新的所指,又从它们得到新的相关性,人类行动需要不断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决定了它们的意义,所有重要的事件和行为就这样通过当前的实践对这种实践的解释开放,做事情的的确是个人,但行动只有在公共世界中才是有意义和可理解的。
人类现象,文本也好,行动也好,都有支配其构成的内在动力,即它们的逻辑,文本解释的任务,就是要解释这种内在的动力或逻辑,但这必须将具体的阐述方法结合进广义的解释性原理中才能办到,即叙事,要理解人类现象,必须假定一种叙事形式。人类行动的特点有其目的性,这就相当于叙事的情节结构,叙事赋予原始素材以情节,而它们的意义也由此而产生,讲故事是叙事的基本模式,而理解就像是听故事,听故事就是去理解一连串的行动,思想和感情显示了一个特定的方向,我们总是受故事发展的推动,期待这个过程的结果和高潮,在此意义上,故事的结局是整个过程的吸引点,但它既不能推演,也不能预言,除非我们的心由于成千的偶然老是悬着,否则就不会有故事,所以我们必须听到故事的结尾,故事的结局必须是可以接受的,而不是可以预料的,从结局回头看导致结局的种种情节,我们必须说这个结局需要这些事件或者一连串的行动。通过叙事,关于历史中过去事件的语句进入只有史学家知道的结局中,时间组合的连接关系完全不同于行动者自己认为的连接动机和意向关系,意义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增殖。历史需要通过叙述,叙述总有情节,情节规定了叙述的角度和思路,规定了任何叙述都是一种构造,虚构的叙事也不是纯粹的虚构,而是对现实的模仿,虚构与真实的再现之间并没有断裂,虚构不是简单的再现,而是创造性的想象,所有的象征系统都有一种认识价值,它们使实在以如此这般的方式显现出来。虚构的叙事是人类行动世界形象的扩大,虚构的指称不是具体的实在,而是实在的本质,即我们在世存在的历史性,正是在人类经验基本的历史性上,历史叙事的指称和虚构叙事的指称交会了。理解和解释文本的最终目的是理解和改变我们自己,而不单纯的解读古代文献或自己与异己的传统,它将使我们真正回到我们的生命世界,而不是作为一个无根的主体自以为是地做出关于人类和历史的种种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