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幸福的指数，历史教科书里找到两种分类：一类叫奴隶主，一类叫奴隶。过了些时代，一类叫地主，一类叫长工。在西方，一类叫资本家，一类叫工人。后来就流行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再后来，就是城里人和农村人。我和娘居住的村子离城市不远，大约一百多里的车程。
看上面这幅很久以前摄下的、不太清晰的图片，视线的尽头是我的家乡，你也许茫然。因为，在鲁西北，像这样隐藏在田野尽头的小村庄，实在太多、太普通了。
如果，抛开直观的图像，我说，“沿着县城中心大道一路往北五公里处，有一个火葬场，火葬场往右拐第一个村子，就是我的家乡......” 你也许会清晰起来。不是我导航的神奇，而是你会惊诧于特殊的地标建筑——“火葬场”。
是的，我的老家就是坐落在火葬场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准确的说，先有的村庄，后有的火葬场。
据说，多年以前，县民政局将火葬场选址在村西的那片麦田时，善良的村民没有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他们认为，公家说的啥都是对的。
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陪父母下地干活， 我就坐在田垄上玩，看来来往往的牛车、马车、拖拉机，陆陆续续拐进火葬场幽深的大门，听那些孝子贤孙们或长或短的哭声，闻空气中弥漫着的不寻常的味道，母亲总是指着远处高高的黑烟囱告诉我，“味道就是从那里传来的。”
而二叔说话就很干脆，”爬进烟囱就享福喽，就吃喝不愁喽。”
也许，那个年代，对于我们和二叔一家来说，吃喝不愁就是幸福。
为了吃饱穿暖，我的善良勤劳的乡亲们，就在家和火葬场之间的田地里劳作，年复一年。他们无论过得多么简单辛苦，他们依旧大嗓门交谈，大尺度开玩笑，大碗喝粥，大鼾声睡觉 ......
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会觉得家离火葬场很近会不吉利 ，他们不信邪，也从不恐惧和思量何时会被拉进那扇幽深的门。对他们来讲，简单就是幸福。
我为了追求我自己梦中的幸福， 离开村庄去外地求学。母亲早早就和 二叔打过招呼，因为二叔有全村为数不多的三轮车，这既是很给力的农具，也是很拉风的交通工具。
坐着二叔的三轮车去县城汽车站，看着越来越远的村庄，我没有悲伤，只有激动。
再后来，在外地工作、定居，城市的霓虹灯让我看花了眼。 父母也离开了村子，搬到县城，只剩下老屋和几亩责任田交给二叔打理。
当我天天披星戴月赶去上班，当我被生活窘事所累时，我有时会突然很想家。
我回村探望二叔，给他带去各种营养品，他说啥也不要，说“村里人根本不任这些洋玩意儿，粗茶淡饭 就挺好”。
二叔确实过得很好，七十多岁了，身体硬朗，心情也好。孩子们都结了婚，家里也盖了新房。闲不着的他在村口摆了一个修车摊。
不但修车，还磨剪子磨刀，不只是想靠手艺挣些辛苦钱，更多是为了帮助来来往往的行人，图个乐呵。
第一次重新定义许久以来对幸福的解读，幸福的标准不是农业和非农业的差别，也不是城里人和农村人的界限，而是平淡时刻的满足，困难面前的笃定，灾难面前的乐观。
幸福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一粥一饭平静的生活，一丝一缕温暖的阳光，一生一世的自由健康。 幸福就在每个人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