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下午，我提前进了厂接受师傅再一次检验。我换上工作服，合上闸刀，将车床的运行部位加油。

    由于是和师傅倒班干活，车床不必预热，师傅示意我可以开始。我在师傅默默的注视下，从搬工件，上卡盘，校准，到进刀，加工完成，下工件，连续车了三个后盖。

    师傅点点头:“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师傅又带我去砂轮房，边示范边帮我磨好了三把车刀，以备我晚上换车刀使用。

    “我走了，你就按刚才那样干。”师傅换上干净衣服，又给予鼓励。

    夜晚的车间里，不是每个班组都有上夜班的必要，因而诺大的厂房里显得更加的空旷。其他班组多半是加工时机器的电机运转声，或是少许的能够接受的轰鸣声，唯独我这里每隔一段时间就是震彻整个厂房“咚”的一声巨响，那是十几二十斤重的工件加工好后，被我推掉了掉到车床另一侧地上的铁盘中的撞击声，这声音在车间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听得见。

    邻近班组的一些师傅见我一个人在干活，他们好奇的问:“你一个人干活？你师父呢？”我对他们的好奇感到好奇:“我师傅上白班啊。”

    过两天碰到一起进厂的弟兄们，他们也是一样的好奇:“自己单独上夜班了？！”

  看来，我是车间全体新进厂里面第一个独立上岗的人，他们都还在跟着师傅干活。但反过头细想，我又觉得哪里不对劲，一时又弄不明白。

    我不知道该为自己能独自上岗感到高兴，还是为这种过于简单的所谓技术工种感到悲哀。

    夜班的下班时间是凌晨两点，多数时间上夜班的工友们都会至少提前半个小时以上干完当班的活，给自己腾出时间来打扫场地，清理机床。

    我干完活，现在工具柜前脱掉工作服，摘下眼镜和口罩的时候，终于发现了我与车间里其他车工的不同，他们不会像我一样，鼻翼两侧黑乎乎一片，帽子上落满工业尘埃。

    好在工厂有专门的澡堂，美美的在澡堂里泡个澡，然后再返回车间换上干净衣服，之后便到工厂大门一侧的厂前小馆子，花上一块八毛钱，吃上一碗榨菜肉丝面，填饱了肚子，再不紧不慢的回家睡觉，也算舒坦。

    我发现新鲜感是有保质期的，而且这个保质期并不长。

    一个月的轮班下来，我基本上把我这台车床上要加工的毛坯件都熟悉了一遍，而最大的感触不是来自车床，也不是来自工件，而是来自自身身体的反应，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疲乏。

    初当工人的新奇与亢奋消失之后，身体的真实体验就表现出来了。

    我私底下算过我一天的劳动量，我将所有的毛坯工件的重量加起来，平均一个工件的重量有二十来斤，一天的加工量为四十个的话，那么一天被我抱上车床的工件重量不少于八百斤，加工好后又要从卡盘上抱下来，实际一天下来，我搬动的重量要达一千六百斤以上，合计一多半还多。

    有两点让我适应不了这样的劳动强度，一是我溜冰受过伤的右手，只有三根手指能使上劲，而是肝脏的隐痛让人受不了，白班的时候，下了班回家，第一要务就是上床合衣躺下，先睡上一会，然后再起来吃饭。

为此，我听见过我爸给我妈下结论说，那个家伙就是个懒东西。我也确实懒，懒得起来和他杠起。

    于是，我没有像我师傅说的那样，叫我爸去车间说说我的情况，看能不能换个工种。我不想去求我爸，我想我爸也不会去求车间，在这方面，我们父子俩的性格是一样的。

  日子就像一杯开水，搁久了，也就变成了常温常态。

    除了夜班的时候和车间里已经混熟的兄弟们有时候轮流请个夜宵，白班基本上是一下班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上夜班的时候，有时在家醒早了，闲的没事就会提前出门，到工厂对面的文化宫转转。

    近两年没怎么留心，突然发现文化宫以及边上的一条街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以前单一的电话亭现在增加报摊，文化宫门前竟然出现了两个烤羊肉串的摊摊，其中一个还是工厂的退休人员。以前吃个羊肉串还要到市区的民众乐园那里的东来顺，还要排好长的队，现在方便多了。

  文化宫内有录像室外挂的喇叭，里面传出噼里啪啦的香港武打片的声效，很是热闹。书报摊上的报纸杂志倒是不少，有正规刊物如《人民文学》，《读者文摘》，《知音》等，也公然有些凶杀，赤裸裸性爱描写的色情小报书刊。

    总的说来，变化好大，以前偷偷躲着听的靡靡之音，现在也可以在一些店老板的三洋收录机里堂皇的播出。

    我真切的感受到了变化，这种变化正在逐渐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