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发生在我的朋友圈里。
一件事是@MRneoanderson通过众筹的方式即将出版他的新书《纸牌大厦》。这个事情我算是全程关注过的。编辑最大的疑虑是怕这个书卖不动，所以一直不敢将书稿推入出版程序。另一件事则是@高铁见闻通过众筹的方式准备出版他的新书《高铁风云录》。我过去一直忽悠高铁见闻来简书，走简书的“作者成书计划”，虽然这事没成，但纸质书目前出版的前景还算不错。
其实，在他们选择用众筹方式出版新书之前，我曾经用微博打赏的方式印刷了我的《前四史食货志札记》这一非法出版物。两百本书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被网友们一扫而空。说实话，在使用新技术方面，我肯定比他们俩强多了。
言论自由是很多人，特别是网民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出版自由几乎可以算作是言论自由的最高形式，这不能不说是传统社会留在网络社会的孑遗。我遇到过很多朋友，无论政治立场左右，都抱怨过这个问题。其实在当今中国，政治的红线就在那里，作者其实比谁都清楚自己出版自由的边界在哪里。而无法享受出版自由的阻碍，直接来自资本的力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的出版物踩过了政治红线，那么出版商首先要承担的是经济上的损失。但不过政治红线，出版自由就能实现了吗？也不是。能给资本带来利润的出版物，无论多么低俗、虚伪、荒诞，资本会毫不犹豫的支持。能给资本带来宣传鼓动作用的出版物，资本会千方百计地将它出版。无论是在哪个国家，资本在阻碍出版自由方面的力量都远超过政治。也难怪列宁说：
“在全世界上，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暗中收买、公开收买和制造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舆论’的自由。这是事实。任何人永远也不能驳倒它。”
“资产阶级认为，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资本家霸占报刊。”
而列宁的解决方案则有两个，第一是通过国有化，充分保证工农群众的出版自由：
“工农政府认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长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应数量的纸张和相应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
第二，则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出版自由：
无线电是“不要纸张、没有距离的报纸”，是“千百万人的群众大会”。
革命导师的话，放在今天的语境当中就是两个：通过新技术的发展，一、用众筹的方式实现“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的公民团体”支持的出版物得以出版，二、用新媒体的方式实现出版自由。
可以说，无论是《纸牌大厦》还是《高铁风云录》，在一定的小圈子里都是评价很高的著作。但这样的著作一旦不符合出版资本的需要，想成为出版物，面临着高昂的资金门槛。即便成功出版，在当前中国的出版市场状态下，没有资本的鼓噪式宣传，想要扩大影响也是很难的。但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改变，冲击着传统出版行业，通过众筹来解决前期出版的资金问题，并通过微博等新媒体扩大宣传，成为突破资本压迫、实现出版自由的很好方式。截至到今天（2015年4月24日），《纸牌大厦》筹款进度已经超过原定计划96%，而《高铁风云录》筹款进度则超过原定计划60%，出版已经不是问题，而从火爆的进度来看，未来也将在出版市场上取得很好的战绩。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人类争取自由的方式和办法有千千万种，众筹来的自由将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书写下自己的篇章。
以为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