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缓缓驶向尽头——一个叫“南站”的地方。
四十分钟车程，我挤在人群当中，动弹不得。每当车子停下来或启动时，我得把全身的力气都注入脚下，才能勉强保持平衡。空气里混杂着柴油、香烟、汗水和衣服常年未洗的味道，搅得我胃里翻腾不止。额头渐渐渗出汗，脸色也越来越惨白。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红梅急切地问道。
“有点想吐，我从小闻不了柴油味。”我拼命压制胃里翻滚的酸意，手心攥得紧紧地。
“借过、借过一下。”红梅朝着周围的人喊。她拉着我挤过人群，把我推到发动机旁的一个空隙。坐下后，迎着半开着的窗口，一阵风呼呼的吹在脸上，翻滚的胃终于稍稍安稳。
红梅站在外圈，看着我，笑了笑： “你真不会坐车，多坐几次就好了。”
巴士在盘山公路上疾驰，随弯道左右摇晃，发出 ‘哐当——哐当——’ 的撞击声。座位上的人被颠地屁股离开座位，又重重落下。周围的人仿佛毫不在意，依旧说笑、交谈，只是提高音量，生怕被车子的撞击声淹没。
我凑过侧窗，巴士仿佛悬在崖边。司机熟练地避让迎面而来的车辆，转弯、下陡坡、上陡坡。我不敢直视前方，心 ‘砰砰’直跳。虽已没有童年那种对巴士的恐惧，但眼前的一切仍让我不适。
到站后，我和红梅急匆匆赶另一辆公交车。街道上人来人往，自行车穿梭，两旁商铺已开门营业，一切对我都很陌生。我紧紧跟着红梅，生怕走散。
十分钟后，车子停在了一个村口的电线杆子旁，眼前出现一排矮平房，陌生而宁静。红梅指着其中一幢，说：“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走进平房，迎面是一间棚屋，沿着平房屋顶建起。顶部是水泥波形瓦屋顶，屋檐上一根被熏的漆黑的电线沿着房梁挂下来，尽头挂着一个瓦斯灯泡。灯下，一口大锅放在煤炭炉上，油面翻滚， 卷曲的面团在里面欢腾地跳跃。
这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平头男生端着一托盘刚做好的麻花，脚步轻快，撞见了我们。
“嘿嘿——红梅，你回来了，你不在，我们忙的够呛。”他看向红梅，然后又瞟了我一眼，眼里带着笑意和调侃。
第一次听真人说普通话，仿佛书本上的字活了过来，走进了生活。我愣住了，心里慌张，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红梅笑着踏进了正屋，我赶紧跟上，穿过厅堂，来到里间屋子。昏暗的房间里摆着几张床，红梅在一张床前停下。我们把东西放下，终于可以稍作休息，空气里的紧张也似乎缓和了些。
“走，我带你去见大家。”
我稍微平复的心又跳起来，但还是点头。
回到厅堂，我才看清左手边有一张长条桌。三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围着围裙揉面, 齐刷刷看向我们。
“红梅，你带了个徒弟啊。” 一位大姐笑道，然后低下头继续忙碌。
红梅找了空位，取一团面团，熟练地搓起来。她把面团搓成长条，截断，左右轻轻交错一甩，两股面条便交织在一起。面条快停下时，她迅速将麻花平放在案板上，右手轻搓折叠端，左手轻按，一条漂亮的麻花便完成。
我怯怯地站在她身后，看着她行云流水般的操作，心里越发紧张。
“来——你站在我对面。”红梅递给我一个面团。
她慢动作示范了一遍, 我记住了动作, 但手一碰面团，脑子就空白，只能勉强搓成长条，却怎么也甩不出交织的动作。仿佛耳边有声音说：“你做不了，你做不好……”
我低着头，极力掩藏尴尬。
“没事的，刚开始，慢慢来——你站在我身后再看几次。”红梅柔声说。
这句话像是救命稻草，让我稍稍缓了口气。我盯着她的操作，手心湿了又干，尽量让自己冷静。
“吃饭了——”
喊声打破了屋内的安静，大家纷纷放下手里的活，围到一张八仙桌前。
“我们也过去吧！”红梅拉着我找了个位置坐下。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一个穿着碎花长裙、微胖的中年妇女问。
我脸憋得通红，挤出微笑，怕对方误会。从懂事起，我就觉得微笑是与陌生人交往、表示友好和亲近的有力武器。但在这里，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语言才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桥梁，而我却握不住它。
“老板娘，这是我同村的妹妹，她叫林月，我之前和你说过的。”红梅解释道。
“哦……” 妇女点头，没再追问，转身继续和别人聊天。
我把头埋得更低，自尊心被狠狠撞了一下，心里堆满了想说的话，可嘴上一句也说不出来。麻花没拧成，现在最简单的话也答不上来。
吃完午饭，大家各自回到岗位，我坐立不安，心里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思索着自己留下来的价值。
“红梅——你可以过来一下吗？”这是我踏进这间屋子的第一次开口，我刻意抬高声音，用的是家乡话说，除了红梅没人能听得懂。这是压抑已久的呐喊，也是我想证明自己可以表达的最后挣扎。
红梅走过来，瞪大眼睛看着我，等待下文。
“我……我想回去了。你可以和老板娘说一下么？”我轻声说。
就这样，我没能拧成麻花，带着最后一点倔强，主动和第一份工作提了 “分手”，踏上了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