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是在处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还挺复杂的，复杂到你无可想象，我觉得要想处理好类似的事情，最简单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定性问题，如果你认为做加法，那你这个事就好办多了，如果你认为应该做减法，那也好办，只是稍微复杂一点，程序多一点，进程慢一点，所以说历史遗留问题，我们的态度是一定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要究其根源，找到当时的真实环境，是个别案例还是普遍现象，这一点毋庸置疑，搞清楚这些，把相关的政策依据和文件要求套上去，我相信你心中基本就有一杆秤了。
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讲的情理之事，造成历史遗留问题的根源很多就是不按要求和规范操作，打擦边球，走后门，走捷径，总认为快人一步，高人一等，这些就是埋下隐患的种子，情理情理，也要合乎人情，顺乎天理才行。什么时候还得明白，理要在前面，不讲情不行，只讲情也是行不通的。其实纵观很多的案例，很大一部分还真不是全照顾的成分，的确也有能人，也有干事之人，不是他想违规走捷径，而是组织原因，操作人员工作责任心问题。所以到现在来解决的时候，很多人就提出了功过相抵这个词，我就特意查了查这个词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下。
“功过相抵”在清朝前期的官方文献中已出现这一说法。如《康熙起居注》于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条下记：“如今功过相抵，酌量轻重，分别议处。”至于与之涵义接近的“功过相补”“功过相除”“功过相准”“将功补过”“将功折罪”等说法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喜论功过，无法回避对特定人功过的评定。在司法活动中，有一种观点主张“功过相抵，司法当禁”，更有人申而言之，认为“‘功过相抵’不在法治的词典里”。
作为制度的“功过相抵”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具体来说，“功过相抵”有利于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形成鼓励臣民建功立业的激劝机制，而在日常行政管理中尤有其存在的必要。是以，古人才认同：“功过相除，国法之所许也。”往深了说，帝制时代的“功过相抵”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利益的，因为对“功”的定义权是掌握在统治阶层手里的。因而，像蔡伦改进造纸术、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他们并不会因此成为功臣，自然也不会获得法律的优待。
无规矩不成方圆，奖功必须罚过，奖勤必须罚懒，奖能必须罚庸。如果我们过分的讲究“功过相抵”，那就会很容易造成特权，因此说对“功过相抵”不宜作狭隘的理解，法治的词典里应当有“功过相抵”的一席之地。至于什么样的功可以与过相抵，怎么相抵，如何设法在发挥该制度激励功能的同时降低负面影响，也是一门大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