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的老图书馆自我办了阅览证之后就成了我周末甚至放学后经常光顾的地方，后来也有其他同学也办理了这个证，因此我便不再是一人前往，印象里应该有林彦彬或者刘松涛、王振兴等同学一同去过，或者自行前往在那里相遇过，也或许也不存在。大概因为这些同学小时候和我一样喜欢阅读，我的记忆里自动给他们添加了这段人造历史，总之，我不能笃定。

但我能笃定的事情是，图书馆门口的西侧的的确确开了游戏厅，里面的确有《三国志》和那个牛仔的游戏，甚至我还能清晰的记得，游戏厅门口有一个流动摊贩烤羊肉串。

90年代初期，羊肉串这个东西虽说不是什么稀罕物，但也远没有现在在餐饮界的地位，那会儿多半还属于一种尝鲜的零食。第一次吃到羊肉串，是89年，之所以年份能记的如此之清楚，是因为那年我在上育红班。“育红班”这个词还带着上个时代的印记，不过没几年大家都不这么叫了，叫学前班。我在那里只上了一年，一年级正式入学的时候我转校到东门外小学了，因为一年后我们搬家了，东门外小学离我们新家更近。

我上育红班的时候是在南关小学，那个小学离我妈单位很近，步行也就三五分钟的路程，所以一放学我就先去我妈单位，等她下班后，我妈骑着自行车带我一起回家。就是在某一天回家的路上，我第一次吃到了羊肉串，位置在邯山街和和平路的丁字路口，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羊肉串的长方形烤炉以及用自行车辐条穿成的羊肉串。

图书馆的羊肉串不是用自行车辐条穿的，而是细铁丝，并且吃完要回收，所以只能站在摊旁吃，走不开的。后来才有了竹签子，第一次看到竹签子烤羊肉串我十分不理解，难道竹签子不会被烤着了么？

90年代的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发展和变化肉眼可见。后来出现了VCD这个东西，当时的影碟机还是个高档家电，叫镭射影碟机，一两千块钱一台，也不是谁家都有的。我初中同学彭浩家有，我是知道的，不过一直没机会去他家欣赏。

后来图书馆也与时俱进的开设了“音像资料视听室”。在二或者三楼，从图书馆大厅右侧楼梯上去，有两个门，其中一个就是音像资料视听室。那个音箱资料视听室，现在看来都很时髦也很科学，布局像现在的公司工位，不同的是，每个“工位”提供一台小电视，大概是十七八寸那种，圆古隆冬的憨态可掬，桌下是一个小影碟机，插着一个头戴式的耳机。整整齐齐的几列。可以在前台翻看碟片目录，然后自己找个位置坐下静静地欣赏心仪的影片，大家各看各的互不影响，环境比录像厅好的不是一星半点。虽然录像厅独有让懵懂少年很感兴趣的某种类型片，但那里的空气实在是污浊不堪。浓浓的臭脚丫子味和陈年烟味，和图书馆整洁安静的环境相比，就像江湖与朝堂。

音像资料视听室里影碟挺多的，但还远称不上“资料”。但当年的我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对于我来讲，那里的碟片已经足够多到我永远也看不完的地步，因为它不断的更新，古今中外，各种类型。

能自主选择想观看的内容，这种体验是前所未有的。电影院也好，录像厅也罢，都跟电视台一样，选择权在人家，人家选择给你放什么你就看什么，而音像资料视听室，你只需在目录册里面挑选你喜欢的影片就能欣赏到。不过也有例外，如果你恰巧选到了一部比较热门的影片，虽然图书馆备了两三套碟片，但依然可能没你的份，因为它可以被借走，也就是拿回家看。多么人性的制度，不但可以堂食还可以打包。Netflix就是这么起家的。

我在这里看了很多向往已久的电影，我现在想不起来我是从哪里得到这些影片的资讯了，反正无非是报纸或者杂志，那时候的资讯获取渠道就三个，报纸杂志电视台。电视台的可能性比较小，我能想起来在电视上，尤其是央视上做影片广告的就两个：《狮子王》和《泰坦尼克号》。

一直以来我一直没想通一件事儿：我是怎么知道《辛德勒的名单》这部影片，而在图书馆里选择了它。难道是因为“辛德勒”和“希特勒”名字很像，有那么一阵子，我对希特勒这个人非常有兴趣，我甚至还跑去书店去看《希特勒传》。

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是从一部有声杂志《疯狂英语》上了解到《辛德勒的名单》的，那一期的电影对白欣赏，采的就是这部影片的片段，一段是辛德勒在饭店和她媳妇的对话，说他自己提着一个行李箱从小镇来到大城市，如何一步步发了大财；一段是影片最后他即将逃离时，犹太人送别的那场感人至深的经典段落。也是从这本杂志，我知道了《阿甘正传》，那句“Run forrest ！Run！”知道了奥斯卡。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铭记一生的记忆画面，我有一个来自于在图书馆。那天我在图书馆的音像资料视听室看了《辛德勒的名单》，非常沉浸的观影过程让我完全沉浸在那黑白色的阴沉的冬天里。

走出图书馆，刚好是下午的下班时间，春天晴朗的傍晚，夕阳温暖辉煌，气味也是暖的，宽阔的人民路上车水马龙，生机勃勃。我顿时内心无比感慨：和平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