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备考公务员。
说是备考，其实跟一部分考研的同学一样，无非是找一个宏观而妥当的借口来解释自己的当下，以免在走路去食堂的路上被人问起“最近在干什么”时讲不出回答。
那时候，宿舍里的两位同学已经回家了，剩下我跟另一位勤勉学习的同学。
她每天清晨六点起床，穿好衣服洗漱完毕，涂一层薄薄的防晒，去操场跑一千六百米让脑袋清醒，而后背着一整个书包的参考资料和试卷去图书馆，一直待到夜里十点才回来。
而我每天坐在宿舍书桌前啃泡面，坐很远的车去另一个校区买越南小卷粉，一个人捧场新开的火锅店子，花两块钱坐环城的双层巴士，看花看树看猫看狗，一看就是一整天。
那一年，公务员岗位的竞争前所未有的激烈，云南一个小县城录取的比例达到1/1700，我的一位朋友还是花8000块报了一个短暂的班，每天天不亮就坐在教室里听课，暗搓搓希冀自己成为那珍贵的唯一一个。
我想报考的岗位的录取比例是1/200，还算轻松，加上一些热血的鼓吹说“去掉临阵缺考、发挥失常、自身条件不符、面试被刷的那些，你真正的对手只有你自己”，当时觉得，蛮有信心能考上的。
考试日期越来越近，我准备了将近两个月，交了几十块的报名费，在开考的前一天，偷偷坐高铁回了重庆。
然后找了一份月薪三千出头的实习，上了一天班，就辞职了。
人类学家项飙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工作洞”。大意是工作对于多数人而言就像一个深不可测的洞，人们为了温饱跳进洞里，咬着牙坚持几年，再从洞里爬出去，过一阵清闲日子。
就是一个物物交换的僵化思维，用一点毫无生活质量的时间，换一点提高往后生活质量的金钱。
那时的“工作”于我而言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为了混口饭吃，找一份不好不坏的差事，投入精力与时间，赚一点钱，再慢慢爬出洞口。
它跟“生活”是两个对立的区间，像一个扔进死海里的皮球，无论怎样用力地摁下去，依然会固执地浮出水面。
也是这几天才渐渐想明白一个简简单单的道理，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大的一部分，它们相辅相成，没办法做到水油分离。
那天上班，做完了分内的活儿，坐在公司小花园里的椅子上撸猫，看不远处藤蔓缠绕。然后想，如果维持着抵触的心理，我可能真的没办法在工作的场合里快乐起来。
如果不能意识到自己做的一切所带来的超乎金钱以外的价值，那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步伐再优美，更亮眼的也还是那副镣铐。
这份月薪只够买一件wtaps外套的工作教会我清晨八点去上班，在人群涌动的路口等待绿灯闪现，写一些不用费什么脑筋的文案，跟不同的人类讨论热门话题作为日常交际，看网吧门口装修的瘦小工人把一块一块砖头砌上去。
它给予了我一个完整的，俗套的，三十六摄氏度恒温的生活秩序。
我在学着笨拙地去接纳这种秩序，才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人不是固体，也不是液体，人是气体。融入，抽离，上天，入地，在自由的疆界里驰骋，怎样都可以。
学者周玄毅说，“把生意变成喜欢的事情，和把喜欢的事情变成生意，都是年轻人改造世界的方式”。
而在我眼里，跟改造没什么太大关系，这种结构性的转换，无非是想要在有限的生命里，把快乐的火焰拨弄得再热烈一点。
让劳作定义一小部分的生活，让全部的生活，定义你我。
End.
文/田可乐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