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喜欢假托圣贤的名义，以此为自己的主张寻找合理性。正如近代以来，不少人为了高举“德先生”（民主）的大旗，试图从古中国文明中寻找民主萌芽。那么问题来了。在诸子百家的理论中，谁的字面意思最有“民主”范？
道家有句话叫“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看起来很符合“德先生”的三观。不过，儒家凭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两句格言，取得暂时领先。持平民主义立场的墨家，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
《墨子·尚贤》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墨子·尚同》曰：“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好家伙，连“天子”都是选举产生，怎么看怎么像西方国家的总统大选。
以上文字虽有浓厚的民本色彩，却都隐藏着一个大前提——民是被君、官和圣人治理的对象！无论后三者如何产生，都不会改变这个前提。然而，战国有个人却声称：
“有道之国，民不从官，治不听君。”
你看，人民连官府的命令都不必听从，治理国家不再依赖君主裁断，还有谁敢跟这句话比“民主”？
想必有人会吐槽：这是“民粹”，不是“民主”。假如你要是知道说这话的是谁，就不会这么想了。
向古代找民主精神的萌芽，少不了要鉴别专制主义的流毒。如果把中国的中央集权大一统文明视为专制主义特有的大毒草，那么秦始皇是专制主义老祖宗。不过，要论起专制鼻祖，商鞅的地位怕是在“民主”萌芽搜索队心中无可动摇。问题是，刚才那句话恰恰出自商鞅之笔。不用怀疑你的打开方式有误，因为《商君书·说民》篇的白纸黑字就在那里。
一、商鞅的“断家王”理论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
治国者贵下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商君书·说民》）
可惜商鞅那时还没有规范的学术论文体。否则，这个治国理念完全可以写出至少一部政治学专著来。
这段话的字面意思看起来不是很顺畅。因为实干家商鞅太不重视文笔，论证过程实在粗略得很。不过，第一句与最后一句单独摘出来，完全可以当“民主”格言。
“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这句话，是可以望文生义的。在君主制背景的前提下，商鞅认为：大小政事都由君主决断的国家，肯定弱；由各级官府来决断才的是强国；假如由百姓家自己决断，不得了，那可是称王天下的国家。也就是说，君主越独裁，国家治理得越差。治国者贵下断，最好能在“家”这个层次就把事情解决掉。如此一来，官府不必天天跑案子解纠纷，省事；君主不必日理万机夜夜审批，省心……
这样过分理想的状态简直不科学。素来以务实著称的商鞅，真会做如此缺乏可行性的春秋大梦吗？不会！很简单，脱离上下文的望文生义是有误差的。
那么“断家王”的“断”包含了哪些内容？又该怎么做？商鞅简单粗暴地给出了结论：两层含义，三个办法。
众所周知，商鞅建立的是中央集权制政体，君主专制水平远超春秋时的分封制政体。最高决策权（即“断”事权）明白无误地归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以国君为轴心。因此，“断家王”的“断”绝对不是军政外交等大事。此类事务，民众既无权限也没能力去决断，顶多为朝廷献计献策，通常只能私底下吐个槽或点个赞。但商鞅也不需要蠢得令人心碎的傻子，而是“有奸必告之，上令而知所以应”的模范国民。
群众的三观与朝廷保持一致，只做王法鼓励的事，不做王法禁止的事，遇到犯罪果断检举。这便是“断”的第一层含义——“刑赏断于民心。”
朝廷发布了命令，民众知道怎样去配合实施。比如，朝廷打算建设一项水利设施，民众都能熟练掌握土木工程技术，无需官府工师手把手教。这就是“断”的第二层含义——“器用断于家。”
三个落实办法：
1.“常官”，即设立权责分明的基层行政机构；
2.“要保”，即推行什伍连坐制（也称“什伍相保”）；
3.“器成于家”机制，即建设生产建设能力全面的官社经济体制（秦史专家张金光语）。
从本质上说，“断家王”的最终目标，依然是建立一个纯法令型中央集权制政体。但“断家王”理论认为君主独裁是个笨办法。最好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基层依法组织生产建设，高层依法监管社会正常运转。君主有实权，但把日常事务的处置权下放（器用断于家），自己只抓最重要的战略工作。这就是所谓的“治国者贵下断”！
因此，商鞅虽将君主的权力提高到空前水平，却也同时打造出具备高度自治能力的秦国基层社会组织——“治国者贵下断”的主要载体。如果没有后者，商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的理论，就只是空想，国家势必走向“君断弱”的结局。
就实而论，商鞅的“断家王”理论，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
《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商君书·农战》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把两句话综合在一起，就不难察觉——中国古典文明是祀（精神文化）、农（经济）、战（军事）三位一体的构造。尽管历代王朝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基本上没脱离这个框架。
祀、农、战三者自古以来是互为支柱的。这不仅反映在“国”层次，也体现在“乡”层次。祀、农、战三位一体的社会制度，还数战国官社经济体制最典型。
如果光看“农”与“战”，而忽视了“祀”领域，还不足以全面认识秦制与秦国。
要知道，“祀”不仅仅是指贵族的祭礼，先秦普遍的社神信仰是“祀”，先秦老黄历——《日书》同样属于“祀”的范畴。从这个角度说，“祀”是“礼”的核心部分，也是古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商鞅说：“礼者，所以便事也。”
他在变法中也改革了不少秦国的礼，内容也集中在“祀”的环节。比如，对“社”的重组，许民立社，让秦民能祀五祠，等等，都是在为新的农战体制打造配套的新的基层“祀”体系。
《秦制研究》提出的“官社经济体制”理论中的“社”，主要指由社神崇拜所形成的一个文化共同体。“社”就是“祀”的体现。秦制：民二十五户可立社。这恰好是一个行政村——“里”的规模。因此，秦“里”可以视为祀、农、战三位一体的最小型组织。
秦国变法的彻底性，也许正是在革新后的基层社会系统中实现了祀、农、战浑然一体。无论秦国高层怎么洗牌，只要基层社会系统稳定，就不伤元气。春秋社会大转型瓦解了旧式村社共同体，祀、农、战不再维持一体化，必须重组。列国变法的深刻度，与基层社会系统的祀、农、战融合水平是一致的。在基层建设社会系统的构建问题上，商鞅设计的秦制1.0版，代表着战国政治文明的巅峰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