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蕃，是平定人，是明代天启四年（1624）的举人，曾任江西南城县知县。苗蕃原来居住在平定城珠市巷，后迁居泊里村，苗蕃的足迹踏遍了古州的山山水水，留下来许多精美的诗文。这一天，他从泊里村出发，到冠山一游，写下了《自瀑房游冠山》一诗：
考槃薖隐硕之宽，一带朝烟策蹇看。
东涧飞泉鸣瀑布，西山耸峙象峨冠。
愿言渔父才新沐，莫误儒身好自弹。
高饮明霞归去晚，碧涛楼下倚阑干。
骑一头小毛驴，一路流瀑飞泉，鸟语花香，溪水潺潺，满目风光。这诗人笔下的“西山耸峙象峨冠”，就是向往已久的冠山。
走进巍峨的冠山大牌楼，映入眼帘的就是秀美冠山。
这是冠山第一个平台。虽然有宏伟庄严的资福寺庙宇与古戏台，但不可忽视的槐音书院以其更加古朴典雅而耐人寻味，虽然这是一所我从未看见开门迎客的景点，但是，书院大门墙壁上镶嵌的“槐音书院”石匾，始终让我对此书院抱有极大的好奇。书院背后的千年金柏，粗壮高大，向人们宣示着古老。我环顾四周，并没有找到一棵像样的槐树，甚至连槐树的影子也看不到，何故要命名为槐音呢？
据介绍，槐音书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是郡人张佩芳任寿州时，与多人募资，而在冠山资福寺东面修建的。起初欲名“梵宇书院”，但因院内有古槐参天，浓荫盖地，山风至时，似有丝竹音，直隶总督那彦成于是就题额为“槐音书院”。原来如此。于是，自好之士，习静之儒，避俗世之喧嚣；本地外乡，好学之徒，取灵山之幽静。接踵而来，饱学而去，蟾宫折桂，科名琨曜，甚是驰名。亦称之为下书院。现在的槐音书院门口镶嵌的石刻上写着：“槐音书院，创建于清代乾隆年间。”
但是，我在赐进士出身，原任安徽直隶州泗州知州张佩芳撰并书的《重修冠山资福寺记》碑文中，却根本没有看到他建什么槐音书院，甚至都没有修缮过这个书院，倒是看到了这个大知识分子的一片苦心与无奈。碑文载：
山在州城西南八里，有元左丞吕思诚冠山书院、明州人孙杰高岭书院。寺在山之左麓，建于元至顺间，书院久俱废，而寺独存。其左有屋三区，州人士率读书于此。
余为诸生时亦寓焉。既成进士，复授徒一年余，山之上下松石间，无不至者。而冠山书院，当山之腹，登此，城廓楼堞，历历在目，号为最胜。州志载：为思诚父祖读书处，有宣圣燕居殿、会经堂、德本、行源二斋，遗址尚存。
暇日，僧兴喜询余曰：“兹寺重修屡矣，今浸圮，奈何？”余姑应之曰：“俟他日，为子谋之。”越十余载未当。
乾隆四十一年，余知寿州，兴喜偕其侣至，裒百六十余金予之。且嘱曰：“若口不能画，此留为冠山书院之费，更募诸当读书于此者共成之，此吾志也。”兴喜唯诺去。
又六年，余由泗州归。
明年，余率儿辈游焉。值喜他出，未知其于寺若何，而书院废如故。椿石上，有亭巍然，盖曩之所无者，州人某等之所为作也。徘徊久之，既以书院事告诸同人，应者颇少，无何余亦力不暇矣。后又闻亭之上增筑文昌阁、吕纯阳洞，口观其美，而书院至今未有及之者。
今年春，兴喜来徽余又曰：“喜，老且病。君前所输，与众公募捐者，画用之寺。凡重修关帝庙、罗汉殿瓦房十七间，筑石洞四，筑建砖坊一，围墙若干丈。今不书，恐后益不知其费所出。”
余性不好浮屠，每入寺，未当展礼。而若然者，徒以一言之诺而已。第其不惮往返数十里，既得所为于彼，而遂不复顾吾所欲为者于此。以事言之，轻重未免失宜；自徒言之，则可谓知崇其教者矣。
用是记其巅末。自如此山为一州之望，文人学士之所奔，而书院乃乡贤遗迹，非仅是台榭游观也。其终不复已乎，此余之所愧，而不能无望于后人之也夫。
这是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四月吉日所立。从碑文中可知，张佩芳从小就在冠山槐音书院住宿读书。读书之时，吕左丞父祖读书的冠山书院早已废圮。当时，这槐音书院就紧靠资福寺东墙，这是只有三间屋子的一个小院，平定州的学子们大都在这里读书。
张佩芳（1732—1793），初名汝芳，字荪圃，亦字公路，号卜山。平定城里人，后迁居大阳泉村。幼孤贫，由其祖父抚养成人。七岁读经，旁及子、史，手不释卷，能过目成诵。乾隆二十年（1755）中举，第二年中进士。后历任安徽歙县、合肥县令，寿州、泗州知州。政声颇美，流誉传扬。
曾以一句诗“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而留名千古的一代诗人黄景仁，是安徽正阳书院山长，他在《寿州赠知州张荪圃》一诗中这样评说张佩芳：
山右文章举世推，滨江桃李遍新栽。
知公独有千秋意，造士皆成一代才。
大雅扶轮归老辈，小山承盖属舆台。
自惭漂泊淮南客，又款侯门得得来。
张佩芳不仅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而且知识广泛，学问渊博，通晓天文地理，熟稔制度沿革，精于考据，喜好藏书。从政余暇，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很多珍贵文化遗产。
张佩芳是清代乾隆年间平定州的名人，不仅政声好，而且学问也好，为乾隆版《平定州志》写序，《州志》还收录了张佩芳的许多诗文。张佩芳的德才学识，深深地影响了平定古州的后来学子。知恩图报，从古以来就是中国读书人之美德，张佩芳也不例外。在冠山读书的时候，就有志向重振冠山文风，重修冠山书院。
然而，一介书生，怎么可能靠一己之力完成这样的宏愿呢？考取进士之后，张佩芳在冠山槐音书院授徒一年。期间，资福寺僧人曾与张佩芳聊起维修寺院一事，张佩芳不假思索地答应道：等我有出头之日、发达之时，我一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然后，他出任安徽歙县县令，又出任合肥县令，再升任寿州知州。从25岁离开冠山去赴任，到如今已经46岁了。二十一年过去，岁月流逝，人之相貌会变，人之印象也会模糊，但是你曾经的允诺，往往在别人的记忆中，会越来越清晰起来。这一天，冠山资福寺僧人兴喜，竟然不期而至，如从天而降，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张佩芳面前。
有言在先，贫僧来之后。一诺千金，贫僧践前约。这兴喜也是一个信念执著的信徒。张佩芳不能失信，更不能食言。给兴喜拿出来一百六十余金，并一再叮嘱：这点钱要维修资福寺和冠山书院，肯定捉襟见肘不够用，你可以再向冠山学子们筹措一些。如果筹不到更多的资金，就一定要把我给你的这个钱先用来维修冠山书院为好，切记切记。
读书人的毛病就是容易信任别人，其实就是太善良。殊不知饱读经书的大儒张佩芳，不经意间就干了一件托狼护羊的傻事。六年之后，张佩芳从泗州知州任上告老还乡，荣归故里。第二年，也就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张佩芳率儿孙辈一干人马来冠山游览，这是他阔别近三十年的冠山，是他魂牵梦绕的冠山书院，他是多么希望在自己的眼前展现出一座巍峨古朴的冠山书院啊。甚至可以想象，在家里，在路上，他和随行的亲人们是怎么憧憬心目中的冠山书院，是怎么告慰以元左丞吕思诚为代表的古代先贤，是怎么高谈阔论平定学子未来的辉煌，想想当时的张佩芳那是踌躇满志满脸洋溢着喜悦的心情和无比的自豪啊。
然而，出现在张佩芳眼前的情景，却让他吞下了一枚苦果，哑巴吃黄连——苦口难言。
冠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三十年了，冠山书院颓废如旧，依然如故。资福寺焕然一新，从前没有的，现在又添了椿石上的亭子，以及文昌阁、吕纯阳洞等。僧人兴喜也没有见到，张佩芳应该是在无限悲哀与失望中离开冠山的。
回来之后，他还有心与同仁们一道，再筹措经费继续重修冠山书院。然而，应者寥寥，张佩芳终归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竟不了了之。
八年之后，即乾隆五十六年（1791）春天，那个资福寺僧人兴喜，又突然来到张佩芳面前，这真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是吃准了张佩芳人性的人，也拿住了张佩芳这个大知识分子的软肋，太相信别人，太善良，太替人着想。
就一句“喜，老且病。”大概就让张佩芳所有的怒气和怨言烟消云散了。老僧倒是不打诳语，如实道来，他用张佩芳给的资金全部用于资福寺的修缮了，这次来见你，不是要钱，而是你张佩芳这么大的功德，必须勒石铭记，否则湮没无闻，人鬼不知了。
这是来要张佩芳撰写碑文，记录功德。我不知道张佩芳是如何答应的，又是如何写下这一篇碑文的。他只是感叹道：我就是一介书生，是一个文人，我一辈子不好浮屠，不喜佛事，甚至也不拜佛。可谁曾想到我这样一个不念佛的书生，竟然捐一大笔钱全部用于寺院修缮，这真是天大的讽刺，那不是我的心愿。
不管后来者怎么看待这件事，我张佩芳还是要告诉后来人：这冠山“为一州之望，文人学士之所奔凑，而书院乃乡贤遗迹，非仅是台榭游观也。”冠山的魂是书院，冠山的根是人文，冠山是文人的家园，冠山是学者的乐园，总有一天，冠山书院还会有人来重修，这是冠山斩不断的根脉。
由此可知，今人所传之冠山槐音书院是张佩芳所建，纯属子虚乌有，以讹传讹而已。张佩芳来念书的时候，就在槐音书院里，废毁的是吕思诚冠山书院。张佩芳一辈子就想在冠山重修吕公书院而不能，不仅不能，所捐资费也全部挪作他用。不说了，说起来全都是泪。
我严重怀疑兴喜第一次来，是问张佩芳要钱的。这第二次来，简直就是向张佩芳讨命的。两年之后，即乾隆五十八年（1793），张佩芳病逝，享年6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