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九年，南京秦淮河畔。
深夜，宣家后院阁楼总有异响。墙壁上光影明灭，像有人提着灯来回奔走；梁柱间偶尔传来木头摩擦的闷响，沉闷、规律，不像风声。
起夜的丫鬟吓得攥紧衣角。仆人们私下嘀咕：那阁楼，莫不是闹狐仙了？
可他们不知道——阁楼里没有狐仙，只有宣家刚过门的少奶奶。她正举着一面镜子，对着一盏油灯，缓缓转动。
她叫王贞仪。那年，不过二十出头。
没有星盘，没有望远镜。
她的“天文仪器”，是一张方桌、一面镜子、一盏从梁上垂下的油灯。
她把圆桌当作大地，镜子比作月亮，那盏晃动的灯火，就是太阳。她弯着腰，一遍遍移动镜子的角度，抬头看灯，低头写数，油渍和墨迹蹭在袖口也浑然不觉。
她在做什么？
——她在复刻月食。
那一刻，昏暗的阁楼里，装着一整个宇宙。
这份超出时代的眼界，从不是凭空而来。
王贞仪的祖父王若辅，曾任宣化太守，一生嗜书如命。家中藏书七十五橱，堆满了整整一层楼——比当时许多县城的官办藏书楼还要多。
十一岁那年，祖母打开书阁的门，对她说：这里的书，你想读哪本，便读哪本。
别家闺秀在绣花，她在读《历算全书》；别家姑娘学女红，她在问祖母：为什么月亮会有圆缺？
那是她一生中最明亮的年月。直到命运，骤然转向。
祖父猝然离世。王家扶灵北上，赴吉林守墓。
江南水乡长大的女孩，第一次见到什么叫“胡天八月即飞雪”。
吉林苦寒，黄沙漫天。有人以为这娇养的小姑娘会被压垮。可她没有。
她在吉林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跟着蒙古将军的夫人学骑射。史料里记了六个字——“跨马横戟，往来如飞”。北地雪原上，她一身劲装，弯弓逐雕，连男儿也侧目。
第二件：把自己关进祖父遗下的旧书堆。没有老师教，就自己啃；没有同窗论，就自己写。在那些漫长寒冷的冬夜里，数学的确定性，成了她最安稳的火光。
五年后，她随家人扶灵南归。十六岁的王贞仪，早已不是那个只会读诗书的小姑娘。
——她会骑马，会射箭，会解方程，会推算日食。
而江南闺阁里，没有人教这些。
回到江南，她遇到了更大的难题——找不到老师。
《历算全书》是当时最权威的数学著作，但通篇文言，术语艰深，没有先生带读，根本啃不下来。
而她问遍金陵，没有一位塾师愿意收女学生。
那就自己闯。
她把《历算全书》拆开、揉碎，删去繁复的引证，把晦涩的口诀换成白话，一笔一划写出《勾股三角解》《历算简省》。
那些年，她是宣家儿媳，操持家务，侍奉舅姑。锅里的菜正煸着，脑子里忽然蹦出一道几何解法，她撂下锅铲就去找纸笔——裙角沾了油渍，手背蹭了墨痕。
她不在意。
她只是想着：万一有人和从前的我一样，也想学这些呢？
解决了数学的门槛，她把目光投向头顶。
彼时，民间仍信“天圆地方”。偶有西洋传教士谈及地圆之说，士大夫多斥为“奇技淫巧”。
有人问她：若地是圆的，那住在下面的人，岂不头朝下栽进虚空？
王贞仪提笔写下《地圆论》。
她说：人居地上，各以所履为下，所对为上。所谓上下，不过是朝向地心、或背离地心罢了——我们眼中的“下方”，恰是地球另一端的“上方”。
没有出海远航，没有西洋仪器。她只靠古籍推演与理性思辨，便在闭关锁国的年代里，独自望见了远方。
她又回到那间阁楼。灯为日，桌为地，镜为月。
一次次调整角度，一次次记录光影。她写下《月食解》，用三百年前的简陋器具，把天象的谜底，摊开成桌上清清楚楚的几行数。
那一刻，科学与封建阁楼之间，没有墙。
可她终究活在乾隆年间。
有人讥她“失妇德”，有人讽她“乱天道”，甚至有人写诗，笑她牝鸡司晨。
王贞仪不是逆来顺受的人。
她研墨，落笔，一字一字写下：
“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
这是她留给时代的回答。
然而天不假年。乾隆六十年，她开始频繁咳血。或许是早年吉林落下的旧疾，或许是长年伏案耗尽了心血。
二十九岁那年，她预感大限将至。
她把自己关进书房，把十几年的手稿一一清点、整理、誊抄。交给好友蒯夫人时，只说了一句：若能流传，便流传；若不能，至少我曾做过。
数月后，王贞仪卒。
年二十九，虚岁三十。
她死后，手稿在友人手中传抄，在战火中佚失，又在故纸堆中被重新发现。
零星的篇章流传下来，后人惊叹：两百年前，竟有这样一个人。
2004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金星上一座直径约二十公里的环形山，正式命名为——
Wang
Zhenyi.
她没有实验室，没有经费，没有同行。
她只有一盏油灯、一面镜子、一张桌子。
和一个不愿被困住的心。
她没等到这一天。
但这一天，终因她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