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95年12月7号，宁波中山东路飘鹅毛雪。徐利蹲在绿洲珠宝行顶层水箱后头，怀里的托卡列夫枪冻得冰手。楼下保安咳嗽一声，他后颈的汗毛“唰”地立起来——这趟要是成了，这辈子都不用再摸铁棍了。
雪下得邪乎，落在棉袄上，沉甸甸的。徐利前一天刚从越南回来，裤脚还沾着同登的红土。黑市买的39码花花公子皮鞋，有点夹脚，后跟磨出个泡，走一步硌一下。他摸黑爬排水管，指甲劈了，渗点血，舌头舔舔，铁锈味。
总机房的门锁着，他用螺丝刀撬，“嘎吱”一声，比医院那铁门响十倍。他浑身一僵，耳朵贴在门上听——没动静。剪电话线的时候，牙齿咬着绝缘胶布的边扯断，黏糊糊的胶沾在舌尖，甜得发腻。脚底下蹭了块黑印，是总机房地上的灰，后来警察说那叫“鞋印花纹清晰，前掌重后跟轻，走路有点内八字”。
蹲到凌晨两点，楼下保安换班。他顺着电梯井的缆绳往下滑，掌心磨得火辣辣的，麻绳勒出的红印子第二天都没消。营业厅的灯早灭了，只有保险箱上的小绿灯眨呀眨。第一个保安抱着热水袋打盹，徐利从背后捂他的嘴，那保安惊醒，胳膊肘往后顶，撞在他胃上，疼得他差点呕出来。没犹豫，枪口顶在保安太阳穴上，“砰”一声——后坐力撞得肩膀发麻，保安脑袋一歪，不动了。
第二个保安听见动静，抄起铁棍冲过来。徐利转身又是一枪，正中胸口。那保安“嗬”地喷出一口血，溅在他袖口上，热乎的。他愣了两秒，才想起扯面罩——针织的，捂得喘不上气，汗顺着下巴滴在保险箱上，“啪嗒”一声，在死寂里格外响。
撬保险箱用的是自制的四节撬棍，是他在临海老家的柴房里焊的。撬到第三只的时候，撬棍滑了，“铛”地磕在箱沿上，火星子冒了一下。他吓得魂飞魄散，以为触动了报警，蹲在原地听了半分钟，才敢动。四只保险箱撬开，11公斤金饰塞进军用背包，沉得能把人压垮。跑的时候，裤脚挂了防盗网的铁丝，“撕拉”一声，扯下块布条，后来警察把这布条夹在证物袋里，跟他说“这料子，浙江产的”。
天刚蒙蒙亮，珠宝行的王经理来开门，一脚踩在血泊里，“嗷”一嗓子瘫在地上。报警电话打到市局，刑侦副支队长叶信龙端着保温杯赶过来，杯里的茶早就凉透了。他蹲在总机房的鞋印边上，眼镜片上蒙了层哈气，往上推了推，哈气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
“这龟孙子，穿的花花公子，39码，脚比我闺女大不了多少。”他拿放大镜瞅鞋印的花纹，手指头摸了摸边缘，“走路内八字，左撇子——撬保险箱的时候，左边用力比右边大。”
旁边的小警察递烟，他接过来，没点，夹在耳朵上：“现场乱得像赶大集，路人踩的脚印混一块儿，给我筛！筛不出这双鞋印，都别下班！”
后来又查那把丢在现场的古柄尖刀，刀柄是骨头做的。痕检员拿小刷子扫了半天，说“不是猪牛羊的，像是野兽的”。叶信龙捏着刀柄看了半天，扔给助手：“往南边查，中缅边境，要么中越边境。”
子弹壳也查出来了，5.2mm的，国内没有。叶信龙捏着弹壳，在掌心转了转：“越南战场剩下的，这孙子去过越南。”
最麻烦的是排查退伍军人。六千多个名单，一个个过。叶信龙熬红了眼，把名单摔在桌上：“这攀爬的手法，野得很！正规军练不出来，排除！”
有个老刑警踩了个空矿泉水瓶，“咔吧”一声，吓了大家一跳。叶信龙骂：“慌个屁！那龟孙子早跑没影了！”说完自己掏出烟盒，空的，把纸盒揉成团扔地上，又捡起来展开，垫在膝盖底下蹲着看鞋印。
徐利跑回临海的老家，把金饰埋在猪圈底下的瓦罐里。他脱了鞋，脚后跟的泡破了，脓水流在袜子上，黏糊糊的。他盯着墙角的老鼠洞发呆，想起越南赌场里阿彪说的话：“干成了，分你一半。”可他没告诉阿彪，那批金饰，他自己独吞了。阿彪后来找过他，被他用枪指着脑袋赶走了。他不怕阿彪，怕的是警察——电视里天天播通缉令，虽然没他的照片，但他总觉得屏幕里的眼睛在瞅他。
那天晚上，他梦见两个保安的血，顺着保险箱往下流，汇成一条河。他踩在血河里，鞋底打滑，怎么都跑不动。惊醒的时候，一身冷汗，被子上沾了点猪圈的泥，像血。
（下集预告）
三年后，1998年4月7号，绍兴公交大厦。保安老周巡夜，拐过二楼的弯，看见个黑影。刚喊了声“谁！”，就见蓝光一闪，“砰”的一声，大腿一热，栽倒在地上。嫌疑人跑了，现场留了个用打火机盒做的引爆器，里面有个变形的指纹，还有个消声器——拆开来，里面全是诸暨产的剃须刀网罩。叶信龙捏着那片网罩，眼睛亮了：“这龟孙子，跟诸暨脱不了干系！”可这指纹，一磨就是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