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把别的社会花了上百年实现的工业化、城市化等等现代化过程，压缩到短短几十年内，这个过程产生的复杂社会现象，就被概括为“压缩现代性”。
简单说来，就是社会中传统和现代、外国和本土相伴而生，而且相互碰撞。
韩国著名社会学家张庆燮教授提出来的。
张教授任教于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也曾经为韩国卫生和福利部担任顾问，还担任过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会长、首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等等。
张教授在1999年创造性地提出了“压缩现代性”来形容韩国社会，这个概念一经提出，迅速流传开来，甚至传到了欧美学界。
张教授从纷乱的社会现象中，抓到了一个核心变量，集中了韩国社会在压缩现代性中的种种表现，那就是“家族”。
他发现，韩国还有一条暗线，叫“家族现代性”。
围绕着家族现代性和压缩现代性两大关键词，你基本上就能理解现在出现在韩国社会中的很多现象。
两个词都有些严肃，但是没关系，韩国著名的“财阀”可以代表。
我们都听说过韩国财阀只手遮天，很多韩国总统卸任就出事，和财阀势力明里暗里都有些关系。
韩国财阀不仅营收高，而且广撒网，往往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都会涉及。
就比如说三星，旗下有八十多个子公司，涉及的范围包括电子、金融、重工、化学、机械等等，甚至还包括了没那么出名的发电、军工等等。
以至于有人调侃，韩国人一生逃不开三件事，死亡，交税，还有三星。
当然，不止三星一家，其他韩国财阀也同样如此，财阀生意可以说是把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覆盖了。
韩国这样的发展道路不只有好处，也潜藏了很多风险。
最大问题，就是不可持续。
韩国财阀家族看似有巨大凝聚力，但也因为不遵循企业逻辑，恰好是财阀集团的命门。
为了维护甚至扩大财阀的特权，韩国财阀集团往往会不断陷入犯罪丑闻，而且也限制了集团更健康地发展。
更要命的是，一旦涉及财阀家族的跨代继承，往往上演“众子夺嫡”的戏码，搅乱正常运转，整个集团都会陷入危机。
比如李秉喆为了和儿子争夺控制权，几乎把三星控制权交给了朴正熙。
还有韩国现代集团创始人去世时，预定的继承人地位不稳固，导致现代集团陷入分裂。
又比如韩国历史最悠久的财阀斗山集团，2006年时兄弟相争，相互举报欺诈和经济犯罪，最后导致两个人都进了监狱。
韩国社会普遍质疑，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财阀还能继续帮助韩国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吗？
而且近些年来，韩国社会上要求财阀强化股东监督和职业经理人管理，压力越来越大，三星也率先表态未来不会“传位”到第四代。
由于为了追求快速发展，韩国过于鼓励竞争，而没有提供兜底的安全网，韩国家庭承担了巨大的福利责任“功能超载”。
家庭逐渐不堪重负，非但无法实现阶层流动，反而造成了阶层固化。
比如对韩国的教育，张教授认为它过度依赖家庭出钱，所以韩国的贫困家庭不但无法通过教育缩小和富裕家庭的差距，还会因为教育投资不足，不断和富裕家庭拉大差距。
随着教育压力不断增大，韩国教育也越来越卷，甚至出现了“四当五落”的说法，意思是睡四个小时能被理想大学录取，睡五个小时就会落榜。
虽然韩国政府不断改革高考，但并没有承担起更大的公共教育责任，试图推行的院校扩招也遭到特权阶层抵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韩国政府“一直鼓励，有时甚至强迫私人家庭承担抚养、保护、教育、惩戒、支持和护理这些所有繁重的任务”。
正是因为家庭承担了太多，年轻韩国人开始畏惧家庭，避免承担责任，导致韩国生育率暴跌，离婚率、自杀率、遗弃率却居高不下。
特别是韩国女性仍然被视作家庭劳动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承担者，根据调查，已婚妇女平均每个工作日为家庭劳动花费11小时3分钟，而丈夫只有45分钟，即使是那些有工作的母亲，每个工作日也要花7小时14分钟给家务劳动。
繁重的家务对韩国职业女性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轮班”，所以韩国女性更加不愿结婚。
某种程度上，韩国生育率跌到世界倒数，是韩国人的“家庭罢工”，对家庭功能过载的沉默抗议。
按照现有趋势，韩国未来将会出现更多“一人家庭”。
总之，韩国的压缩现代性有鲜明的外部影响，跳过了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阶段，也缺乏扫除沉疴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就直接进入了发达工业社会。
由客观结果来看，这是毫无疑问的巨大成功，但纵览现在的韩国社会，会发现现在遭遇的危机，正好是因为当年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