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曾写过一篇东西：《牢骚促进社会进步》，说牢骚总是不平之鸣，圣人、贤人听之而改之，就有可能促进社会进步，其中还特举了一些例子来说发牢骚的进步性。昨读曾国藩在1851年10月写给他几个弟弟的一封信，感觉对于发牢骚还是要有多种角度会好一些。
曾国华是曾国藩之堂弟，行六，字温甫。在曾家五兄弟之中，曾国华的天份最高，但在那年的乡试中却名落孙山，其九弟国荃亦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为之鸣不平。曾国藩于是写信给诸弟：
“…… 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惟牢骚太多，性情太懒。前在京华不好看书，又不作文，余心即甚忧之。近闻还家以后，亦复牢骚如常，如数月不搦管为文。吾家之无人继起，诸弟犹可稍宽其责，温弟则实自弃，不得尽诿其咎于命运。
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多抑塞，如吴檀台、凌荻舟之流，指不胜屈。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怨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理，自然随之。温弟所处，乃读书中最顺之境，乃动则怨尤满腹，百不如意，实我之所不解。……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
人人皆有不平，遇不平而能抑而不发，且责己而使之化为养生、向上之内力，是道家、儒家至高境界。曾国藩用这个劝喻诸弟，实在是尽了为兄之职。在社会界，这种反躬自省之举，着实是福善之道。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柳亚子一帮诗友们不断唱和，字里行间对国府充满着攻击——也就是牢骚。国府对此恨之入骨，几欲除之而后快，只是忌惮全国舆论而终于作罢。建国后，毛泽东奉柳亚子为上宾，但柳亚子自视太高，觉得新中国对他太薄，于是，爱发牢骚的本性又一次发作，1949年3月28日，他写了一首诗给毛泽东，借诗表达了自已归隐之心（实为不满），这就是《感事呈毛主席》：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应该说柳亚子的这次牢骚，一是发的不是时候，当时正在建国，需要的聚人气、人望，柳此时求田问舍，将置新政府与何地？其次，正处建国之际，毛泽东身边如柳亚子一般的人物简直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你柳亚子哪有发牢骚的资本？！不过，毛泽东还是从公私两个方面综合考虑，于1949年4月29日和诗一首，算是对两人之间的公私之谊作了一个了断。当然，自此之后，柳再也没有得到拔擢。毛的和诗如下：饮茶奥海末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好多人讲此诗都把重心放在那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上，认为柳亚子就是听从了毛主席的此番劝说而改了主意。不过，我觉得真正让柳改变主意其实是“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主席的本意是，这昆明湖水再浅，那也是我新中国首脑所在地，我留你这位诗友在此观鱼，那是多少人想得到也得不到的，你还是珍惜我俩多年的战斗友谊，留下来和我一起填词赋诗以纪盛世吧。
由此可见，发牢骚，那得看时机也得有资本，否则，还是不发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