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呆了几天，帮着做了些农活。临走时，阿姐说：“去刨点红薯带上吧。”
阿姐勤快，又能干。退休后，她翻新了老家的房子，长住村里，又种了乡邻一点地。春种秋收，忙得踏实而欢喜。
陪伴父母，遛狗养鸡，下地干活，打理花草。她不像村里其他妇人那样闲适打牌、散步聊天，而是把日子塞得满满当当，一点空闲也不留。
阿姐在河边的地里种了几垄红薯。土算不得肥沃，甚至有些贫瘠，杂草东一丛西一簇，恣意生长，虽被阿姐清除了无数次。
红薯长势却好，旱涝影响不大。藤蔓泼辣地、密密匝匝地铺开，一片沉甸甸的老绿，几乎要把那几分瘦土整个儿掩盖起来。
刨红薯，得先用镰刀割掉藤蔓。这活儿简单，交给了我。镰刀一拢，毫不费力地割拉掉红薯秧，再拖到一边，地面就裸露出红薯的根茎。
阿姐是熟手，抡起那把沉甸甸的抓钩，照准根部一钩、一收，“噗”的一声，泥土便松开了，带出一股潮湿而憨厚的土腥气。
这实在是一门需要分寸的学问。力用猛了，怕把红薯劈成两半；力用轻了，又触不着它的边。
在阿姐手下，一团泥土被整个翻起，几块红皮的红薯便像一群怯生生又实在的娃娃，紧紧挨着。
有一串极争气的，大大小小竟有五六个，提溜起来，沉甸甸的一挂。泥土从根须上簌簌落下，心里便被这丰盈给填满了，漾开一种朴素的、近乎原始的成就感。
这让我想起美术馆刚建成那年，隔壁有条通道尚未开发，我突发奇想，要在那儿种一片红薯。
特地从兰考的红薯基地寄来苗子，翻地、栽秧、浇水，满心期待它长大。
可惜通道光照不足，被高楼挡住了阳光，苗子长得慢。中间我去掐过几次红薯叶，解了解馋。
到了深秋，兴冲冲拉上一位师姐一起去刨。结果要么红薯只有拇指那么大，要么压根没结，收获寥寥。对着那一小堆“成果”，我们忍不住相视大笑。
那回虽没什么实际的收获，但那份在水泥森林里寻找泥土的笨拙冲动，那份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却比任何饱满的果实，都更深刻地种在了心里。
不多时，我们就刨完了两垅，收获不少。把红薯一一拾进筐里，这些饱满的、紫红皮的黄心红薯，想来定是蜜一样甜的品种了。
可我童年所认识的红薯，却不是这样的。
小时候家里穷，大家都穷，红薯是主食。那时种得多，个头大，只有白瓤的。蒸熟了吃，干面干面的，噎得人直伸脖子。
为了更好存放，一部分挖地窖保存，一部分直接在地里削成红薯片。
印象里，一个长板凳，绑上个推子，拿起红薯就开始削。一片片薄薄的红薯片摊在田里，等半干了再收回去晒，直到彻底干透，才好存起来。
那景象，至今仍像一幅木刻版画，深印在脑中。
于是，一日三餐，便离不开那红薯干稀饭了。抓几把红薯干，和着水下锅，熬得烂烂的，再用面粉搅一勺稀糊，徐徐淋进去，滚开，便成了一锅糊糊的、甜甜的粥。
现在想来，那滋味其实是温润的，带着阳光和土地朴素的甘甜。
可小时候的舌头，是多么倔强而又诚实啊！
它容不下千篇一律的味道，也受不了三餐不见荤腥的寡淡。就连那玉米面馍馍，也因口感粗粝，而被无数次嫌弃。
每到吃饭时，拿着金灿灿的玉米馍馍，就着一碗红薯稀饭，一小口一小口，艰难地往下咽。而心里向往的，却是偶尔才能吃上的白面馒头，又或是飘着鱼香、泛着油光的肉与蛋。
那样的日子，在童年的想象里，该是何等神仙般的滋味啊！
如今再捧一碗红薯稀饭，滋味没变，变的或许是自己的舌头，又或许是回望岁月时，那颗渐渐柔软的心。
或许人都是这样，曾经拼命想远离的，多年以后，却成了心头温润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