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第二》：不信你不服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

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谈到“为政”这个话题，孔子一直在试图绕开逐求功名利禄的实用主义，而是从教化生民这一更大的格局上展开教学。

有些事情是绕不开的，谈为政，不谈功名利禄，不谈统治，好像总有那么点儿隔靴挠痒、不够痛快的意思。子张作为后入门的学生，冒冒失失的跑出来问“干禄”后，大家也都不遮住掩住了。鲁哀公干脆问了更没有技术含量的问题——作为统治者怎样做才能让老百姓服从？

“服”的古字写作“ଝ”，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

。“ଝ”像以手捕人，本意指降服、抓住要害使顺从。后来加上“舟”，表示将被驯服的人装船运走，其含义也是使顺从，使之彻底没有敌对之心。由本义出发，“服”字又可引申为佩服、信服、从事、致力、担任、使用、适应等。

简单来说，鲁哀公问的“民服”，有两层意思，一是服从，以外在显现为核心关键；二是心服，以内在倾向为价值判断。

孔子没有纠缠于这两层“民服”的区别，直接绕过表层的服从，去谈“真服”，也就是内心的认同和追随。

一、民服——在德不在力

鲁哀公是孔子编订的《春秋》所记的鲁国最后一位君王，一则鲁国是孔子的生国，二则鲁哀公是孔子生国的当政者。首先，孔子对之有一个绝对服从的问题。所以，他绕开服的两个层次，直奔真服谈服从。

在中国，服与不服取决于两种影响，一则是力量的影响，凭借力量上的优势，让你无以反抗；二则是德行上的影响，凭借当下甚至是累积的德行影响人，使人心服口服。

孔子所谈的“民服”在德不在力。

德，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抽象概念。《尚书》中有“累七世之庙，可以观德”的说法，意思是说只有自那些有世家传统的显赫家族之中，才能概括和窥见“德”的印记和规律。

一时为得，七世为德。一时有所收获，可能有运气的成分；而连续七世都有收获和传递，则一定是德在起作用。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孔子的倾向。要想实现“民服”，必需跳出眼前利害，将眼光看向更长远的未来，在更长远的时空范畴里，更大的时空背景下审视自己的选择和诉求。

二、民服——在直不在枉

政治，本质上是对于力量的有效组织。

首先，行政者要在直不在枉。行政者本身是力量的组织者，组织各种力量的人在直不在枉了，才能将组织起来的力量用于推动历史的发展。反之，则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者。其次，行政者所组织的力量要在直不在枉。只有先把直的力量组织起来，直才有力量，才能调动或者驱动枉，枉才能为直所用。

有经验的书法家，都会特别重视“竖”的写法，都会在写“竖”时大胆地将毛笔压下去。如此一来，竖才会越来越坚实。植物生长是自下而上的，书写规则却是自上而下的。重视“竖”就是重视字的根本，敢于将笔朝下压，实际上还原了越往下越坚实的生命规律。

孔子讲的学问，本质上是做人的大学问。这一大学问的本质就是师从天地自然，从天地自然的规律之中洞悉和明了为人的大道。

三、民服——在公不在私

孔子讲“举直错诸枉”和“举枉错诸直”，表面上看是枉直问题，实际上，背后是一种价值标准。

处在上位的人，通常情况下会掌握一定的资源分配权。在使用资源分配权的时候，为政者持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差不多决定了为政的结果。

南怀瑾先生讲过武三思的例子。

武则天问武三思判断忠臣的标准是什么，武三思说：“跟我好的都是忠臣”。武则天想骂他，武三思进一步解释说：“我不认识的，怎么知道他好还是不好？”

这跟今天某些掌握资源分配权的官员一样，手头上的资源平均分什么事情也办不成，集中起来分给一部分人反倒能办成不少事情。这种情况下，分给谁呢？是像武三思一样，与其分给不认识的人，不如分给跟自己好的人？还是从大局和公心出发，分给更紧要，更能推动局面发展的人？

说到底，内心里那个看不见的价值标准到底是什么？是处于公心，还是处于私心？是从小集团出发，还是从大局出发？是盯着眼前名，还是着眼于千秋计？

“举直错诸枉”，从自身上讲，自内心之中放大正直的力量，将正直放在首要位置，尽可能剔除私心私谊，把私的、眼前的、小集团的小九九压下去。从用人上讲，将圣贤、忠诚、有才能的人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将那些狂妄的、以自我私心为中心的人放下去，摆在一边。如此一来，自然能够赢得民众的信服。

今天，我们沿着“为人民服务”出发，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举直错诸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