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上一章老子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宇宙观或者说世界观，接下来的几章开始结合实际阐述的他的人生哲理。本章由“持重而守静”的修身之道扩展到治国理政的操守。黄克剑的《老子疏解》说：“此章之旨趣可由持‘重’守‘静’以蔽之，而‘静’、‘重’的究竟意味在于‘无为’。”这就是说，本章的主旨是强调君主“无为而治”的重要性。汤漳平、王朝华的《老子》说：“本章列举重与轻、静与躁这两对矛盾并进行深入分析。老子认为，其中的重是轻的根基，而静是躁的主导。因此提出应当关注其根本，不尚轻浮，不可躁动，只有这样来治理天下，才能够使天下大治。作为春秋时期的老子，亲眼目睹众多诸侯国的国君们贪图享受，轻举妄动，缺少治理国家的本领，有感而发，从评论社会现象出发提高到哲学的层次加以剖析，再引申出治国之道，使其辩证法为现实的社会政治服务。”这个评点提到老子本章的写作思路：把社会政治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进而得出正确的治国之道。以上两则点评可以作为参考。但我以为本章的内涵应不限于此，它对我们普通人的为人处事也有宝贵的启示意义。
然而，不知何故，刘氏对本章的内容未作任何评议，只讨论了一个涉及《老子》的版本问题。
析評引論
何謂“定型”？何時“定型”？
本章“奈何萬乘之主”一句，“奈何”或作“如之何”，或作“若何”，或作“如何”（想爾註本）。鄭良樹曰：“此種參差，最足以證明本書古本尚未定型之現象。”此說提出《老子》定型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的是何謂“定型”，何時“定型”？……我們要反思和釐清我們關於“定型”和“定本”的觀念。如果說在流傳中有不同版本流傳就是沒有定型，那麼古代的流行著作多數都沒有定本。不一定是最初的作者沒有寫定，而是古代沒有版權觀念和文責自負的觀念，傳抄者、刻印者、研究者、註釋者可以不斷以己意修改加工、增添。於是版本衆多，今人無所適從。如果說今人在衆多版本中找不到一個最完整、最可靠的定本，則是事實。如果說《老子》從無定本，是無數人的“集體創作”則混淆了創作與加工的不同，對最初的作者甚不公允。有些學者認為《老子》本來就沒有一個最初的作者，只是一些格言不斷匯編，滾成了一個大雪球。這種假設無視先秦及漢初關於老子的文獻記載，於是就無法解釋這個“雪球”的核心從何而來，又為何會被貼上一個並不存在的“老子”的標簽。
🤔《老子古今》的“內容簡介”说：“本書將《老子》竹簡本、帛書本、傅奕本、河上本、王弼本按八十一章順序逐句對照排列，通過對勘舉要從字詞、句式、韵式、修辭、語意、結構等方面著手分析該書兩千年來的演變，揭示其中版本歧變和文本趨同、古本原貌與理想文本的辯證關系，立前所未立之例，見前所未見之實，不僅對老子研究，而且對于重新認識文獻演變的規律和訓詁校勘的一般原則亦有啓示意義。”从这个简介可知，本书的写作目的重在研究《老子》版本的异同和演变，作者刘氏对这方面的研究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并作出了较大贡献。如在第五章的“析評引論”中，他通过对“老子韻文格律自身的一致性 ，及其與 《詩經 》語言風格的一致性”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它的主體部份大體是同一時期 、同一作者的作品 ，應該是在 《詩經 》風格尚流行時期的產物 ，後人增添的內容較少 ，因此沒有影響到它文風的統一性。”并认为“參照司馬遷的記載，假定 《老子》是春秋末年大體完成的作品，比其他假說有更多，更客觀，更一致的文獻學 、語言學和數據統計的根據 。”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结论。它破除了笼罩在《老子》头上的种种迷雾，如有人认为“《老子》本來就沒有一個最初的作者，只是一些格言不斷匯編，滾成了一個大雪球”。还有人——如钱穆先生——认为《老子》成书应为战国后期。如此等等。实际上，郭店楚简的发现用实物证明了钱穆等疑古派论点的错误，如果刘氏的考证和数据是准确可靠的话，那么他则是用严谨的语言学和数据统计考证，给出更加明确、具体的结论：它绝不是“集體創作”的作品，也不是战国后期的作品，而是“同一时期”即“春秋末年”，“同一作者”即“老子”的作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本章的“析評引論”讨论《老子》版本的所谓“定型”问题，涉及的也是《老子》的流传和演变等问题。他最后的结论，即反对“集体创作“和“格言匯編”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他的认证是大可商榷的。如他说：“古代文字很不統一，印刷術尚未發明，一個文本的流傳靠口耳相授或筆墨傳抄。口耳相授，則難免音同而訛；筆墨傳抄，則難免形近而誤。於是原有的不明之處不斷由後人澄清而形成新的傳本，新的傳本又由於不同理解而引起新的訂正加工，結果越訂正歧異越多，越改善離古本越遠。”按照这个说法，我们今天阅读的通行本都是后人加工修订的的赝品，离老子的原著相去甚远。这也许是他如此笃信越古老的版本离老子原著越近的原因之一。然而，他的看法和观点并不能使人信服，与客观实际也不相符合。事实上，刘氏的观点是建立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即“如果我們相信《老子》有一個最初的版本，那麼那個最初的版本就是作者自己的‘定型’，儘管它有錯字、假借字（即今人之錯別字），儘管它不講究工整對仗，儘管它思想系統不夠嚴密，我們仍須承認，那就是作者的‘定本’。”按照这个假设，老子的原著本来就是一个不完善的作品，再加上流传的方式和手段的局限容易造成错误，因此就有了修订和改善的必要，而修订和改善的结果是“歧異越多”和“離古本越遠”。但是，刘氏是怎么知道老子的原著“有錯字、假借字”以及“它的思想系統不夠嚴密”的呢？这个假设显然是建立在猜想基础上的。而以这样的猜想为基础来推导《老子》的流传过程，来定义《老子》版本的“定型”或“定本”岂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依我的看法，今天的通行本尽管在个别字句上有歧异，但是从内容上来讲，其思想体系、事理逻辑可谓严丝合缝、严密自洽；从写作特点上来说，语言精炼、字斟句酌，一事一议，前后一贯。这是唯有经过呕心沥血、反复思考打磨且思想深邃、一丝不苟的伟大思想家、语言大师才能写出的精品力作，而绝不可能是先有毛坯或框架，后人添砖加瓦、不断修饰的结果。在我看来，用“定型”或“定本”的视角来探讨老子的作品的流传，其本身就是个伪命题。老子的原著就是其定型本或定本，后来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修订本，是因为老子的原著在流传过程中遭到各种有意无意的篡改和打压，特别是秦始皇采纳李斯“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的进谏，焚书坑儒，老子之学也在封禁之列，其流传转入地下甚至中断的缘故。汉初因文帝和景帝的倡导和维护，老子之学从地下走入官府，各种私下传授的版本才露出地面。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就是一个因口耳相授造成许多错误和很不完整的一个版本。刘氏说：“如果我們以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基本結構的確立為定型，而忽略個別段落、個別字句的不同，那麼，至少帛書本可以代表《老子》已經定型。以後各本的不同都無礙《老子》之為《老子》之大局。”这个说法是大有问题的。首先，帛书本的缺失和纰缪甚多，有的甚至影响到对老子“基本概念、基本思想”的理解。其次，这里所谓的“定型”明显有“集体创作”的意味，这与刘氏自己的主张矛盾。帛书本只是一个传抄本，至多是劫后残留的修复本，而且是一个很不完善的修复本。如果我们以此作为《老子》的定型本，那么，其错误就会得到强化，成为阻碍我们正确理解老子真实思想的陷阱或障碍。我以为，除了老子本人，任何人都无权宣称自己的传抄本或校订本为定型本。当然，后世的校订本是参差不齐的。有的更接近原著，有的却差强人意。但总起来看，各修订本明显都在靠近。这就像一个被破坏了的古代艺术品，大家利用其残片碎块去修复它，这个修复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研究其原来的形制、模样、制作工艺的过程，我们越研究、越拼凑，就越接近其本来面貌。这怎么会“越訂正歧異越多，越改善離古本越遠”呢？如果出现刘氏所说的这种情况，其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其原来就是个“四不象”，是东拼西凑、毫无逻辑章法可循的产物，后来要想恢复其本来面貌确实是不太可能的。然而，《老子》作为一个严密的哲学体系，其本身就具有内在免疫力，对不符合其内在逻辑的东西天生就有排斥力。这也是越到后世，人们对《老子》的理解就越趋同的原因所在。
🧠句逗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重”和“轻”是一对矛盾，“静”和“躁”也是一对矛盾。在这两对矛盾中，老子认为“重”和“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老子观点是用比喻的方式阐述的，但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当然其重点显然是针对为人处事的。过去似乎没有人怀疑老子这个说法的正确性，但对其“之所以然”却解释不一。试举有代表性的几例，如王弼注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也。”（苏辙注与王弼基本相同，从略）河上公注曰：“草木之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 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夭虧也。”吕惠卿注曰：“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為靜之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以上三例唯王弼的说法稍微靠谱，其他的大都是想当然的说法，其中尤以河上公为甚。什么“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夭虧也”，“龍”本来就是想像中的神物，而“虎”天性并不“狂躁”而是偏好“安静”“独处”的动物。至于王弼“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扁担比石头轻，何以能挑起石头？俗语还有“四两拨千斤”之说，这又当作何解释？实际上，用现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重为轻根”是确定无疑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告诉我们，任何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这个力的大小与各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例，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1687年）简单地说，就是质量越大的东西产生的引力越大。地球上所有物体都落向地球并有一定的重量，其根本原因就来自地球巨大的质量所产生的引力（重力）。质量不等于重量，它分为“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但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把地球的质量当成重量，换句话说，地球之所以能抓住所有物体不让它们四处飘散，就因为它是最重的物体。所以说“重为轻根”千真万确。事实上，万有引力是宇宙天体运动的法则。没有万有引力，太阳系就不复存在。正因为太阳是太阳系质量最大的物体（太阳占太阳系总质量的99.86%，我们可以想像它为最重的物体），才导致太阳系所有的星体都围绕它旋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一步揭示出，万有引力的实质是“质量”对时空的扭曲所致。宇宙中之所以有白矮星、中子星、黑洞，都是由于质量极大造成时空扭曲，进而产生时空挤压的作用所造成的。所以，没有万有引力，也就不会有今天如此丰富多彩的宇宙，当然也不会有自以为最伟大的人类。所以“重为轻根”可以看作是普遍真理。
当然，老子不可能有今天的物理学知识，他的“重為輕根”主要讲的还不是物理现象，而是由物理现象引申到人的情性方面来，即人的“稳重”、“慎重”胜过“轻率”、“轻浮”。所以下面接着就说：“靜為躁君。”“静”与“躁”相对，明显是指人的行为、心态等方面问题的。《廣韻·静韻》：“静，安也。”《詩·邶風·柏舟》：“静言思之，寤辟有標。”毛傳：“静，安也。”孔穎達疏：“安静而思念之。”《淮南子·本經》：“濆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静。”高誘注：“静，寧也。”唐白居易《續座右銘》：“修外以及内，静養和與真。”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七引《字書》云：“躁，急性也。”《篇海類編·身體類·足部》：“躁，不安静也。”唐·韓愈《答吕翳山人書》：“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人的“浮躁”、“狂躁”，往往是由于缺乏涵养、轻率妄动，心态失衡、失控引起的。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有使其安静，令其镇静。所以说：“靜為躁君。”“君”在这里是“主宰”、“统治”之意。《书·说命上》：“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管子·内业》：“執一不失，能君萬物。”《荀子·解蔽》：“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三国·魏·曹植《责躬诗》：“帝曰爾侯，君兹青土。” 唐·韩愈 《送齐皞下第序》：“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例子中的这些“君”都是“主宰”、“统治”之意。
然而，老子的上述观点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却受到了质疑和贬斥，而且是来自颇为高层的权威人士，如前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注：这个职位相当于老子当年的“周守藏室史“）、《中国哲学史》主编任继愈先生（1916-2009）在其《老子新译》中就认为：“这可以看出老子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动与静的矛盾，应当把动看作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老子虽然也接触到动静的关系，但他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弄颠倒了，也就是把事物的性质弄颠倒了。因此他把静看作起主要作用的方面，所以老子的辩证法是消极的，有形而上学因素。”按照任继愈的说法，老子的观点错了，而且是在根子上错了。
那么，事理果真如此吗？
首先，我们不知道任氏立论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动与静的矛盾，应当把动看作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呢？我们知道，任氏在1956年发表了《老子今译》，1978年出版了《老子新译》，这段时间正是极左之风越刮越严重的时代，而毛泽东思想成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语言。而任氏的这段话语与毛的《矛盾论》是何其地相似。《矛盾论》一开始就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矛盾论》最后有一个结论就是：“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相互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简单地说，就是“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所以，在夺取了政权以后他仍然要搞“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他的名言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建国以来各种运动连续不断的根本原因，而这在实践上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后要大力“拨乱反正”的原因所在。然而在理论上，似乎还没有多少人认真地来讨论其理论的正确与否。反正，综观《道德经》，老子的观点确实是与毛氏相反的。尽管老子清楚地认识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但他的观点是：“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第二十二章）主张是：“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四章）。”他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充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这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反之这个世界就不得安宁，所以他诅咒：“强梁者，不得其死。”（同上）他的理论依据集中地展现在《道德经》第三十九章中：“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其致之也，謂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廢；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將恐蹶。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至譽無譽。是故不欲如玉，珞珞如石。”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统一”是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得以存继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绝对的，因而追求“和谐共处”也应成为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准则。相反，那些以“武力”、“强势”去打人、压人的“强梁”是社会的毒瘤、癌细胞，而提倡“斗争哲学”无疑是散布危害人类的毒药、迷魂药。通过老子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氏哲学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斗争”绝对化。实际上，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毛氏的“辩证法”恰恰是违背辩证法的。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法则，黑格尔说：“既然两个对立面每一个都在自身那里包含着另一个，没有这一方也就不可能设想另一方，那么，其结果就是，这些规定，单独看来都没有真理，唯有它们的统一才有真理。这是对它们的真正的、辩证的看法，也是它们真正的结果。”（《逻辑学》上卷，第208页）
我们知道，毛曾表扬过任氏佛学研究文章为“凤毛麟角”，能得到这样的评价确实不多见，而能入毛氏法眼的必为有心之人，就像郭沫若、姚雪垠之流，写了大量迎合上意的文章诗歌，看看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这完全不是文学研究，而是为毛氏好恶找佐证，其中充斥对杜甫的不顾事实的歪曲的贬斥，对李白毫无底线的吹捧和褒扬。再看看姚氏的《李自成》，完全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体现和翻版。再看任氏的《老子新译》，其中的奉迎色彩之浓厚，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一看就明白。如为了迎合毛氏关于“动静辩证关系”的论断，他对老子的指讦往往不顾文本完全凭空想像、任意发挥。就拿本章来说，老子讲的明明是“重”与“轻”、“静”与“躁”的关系，他却以偏概全、张冠李戴地弄出了个“动”与“静”的关系问题。“动”虽然可以与“静”相对，但“动”并非“躁”。《论语·季氏》：“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荀子·勸學》：“蟹六跪而二螯，非虵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可见，“躁”的含义是“浮躁”“妄动”。老子认为，治疗这样的毛病，最好的方法就是“静”。《说文·青部》：“静，審也，从青，争声。”徐锴曰：“丹青明審也。”王筠句读：“采色详審得其宜谓之静。”这是“静”的本义，其引申义为“安宁”。《广韵·静韻》：“静，安也。”《墨子·非攻》：“卿制大极，而神明不违，天下乃静。”《韩非子·喻老》：“天下有道无急患则静。”“静”进一步引申表示“清静无为”。《增韻，静韻》：“静，无为也。”“躁”作为一种毛病，对个人而言，无非一事无成，或四处碰壁，伤害的也只是自己。但是作为一国之君，则害莫大焉！ “躁”在一国之君身上，主要表现在好大喜功、肆意妄为、草率盲动等上面。秦始皇为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然后，“北筑长城”，大修阿房宫，“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可以“一世，二世，万万世”了。然而，“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以上引文主要见贾谊《过秦论》）。看看建国以来的几十年，为了“赶英超美”，“快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大地可谓“折腾”不断，“大跃进”、“人民公社”折腾死3000多万人，造成旷世罕见的“人相食”的千古惨剧；“文革”折腾七八年，又害死无数无辜的生命，“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在专制政体下，一国之君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一举一动都会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所以老子认为，应当用“静”来制衡“躁”，也就是用“清静无为”来约束“胡作非为”、“肆意妄为”。任氏之言足以说明附炎趋势往往会使人丧失求真务实的良知，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事实上，“静为躁君”不仅适用于政治人物，用在日常生活中也屡试不爽。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许多愚蠢的行为往往是一时冲动造成的。所以当你狂躁不已，非常冲动地想做出某种无可挽回的决定或行为时，心理学家会劝告你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当一个人心跳正常，可以平静、理性地思考问题时，所做出的决定往往就不会超出正常范围。
🧠句逗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如果说“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讲的是一般性道理，那么下面老子便用一正一反两个事例来说明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正面的例子是：“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是以”连接前文，表明“聖人”的做法来自于前面所说的道理，或者说“聖人”的做法正是前面所说道理的体现。“聖人”有许多版本作“君子”，如景龙本、傅奕本、苏辙本、林希逸本、范应元本及多种唐宋古本均作“君子”。《韩非子·喻老篇》亦作“君子”，与帛书甲本同。蒋锡昌说：“‘聖人’乃理想之主，應深居簡出，以‘無為’化民，不當終日行道，常在軍中管理輜重之事，誼作‘君子’為是，當據諸本改正。”陈鼓应认为：“蒋说有理，因据韩非子及帛书本改为‘君子’。”刘笑敢也认为：“當以‘君子’為古本舊貌。”然而，本人却认为还是作“聖人”可能更合情理。
理由如下：
首先，何为“君子”？班固《白虎通·号》：“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王安石《君子斋记》：“故天下有德，通谓之君子。”可见“君子”就是所谓“有德之士”。而“有德之士”作为普通人学习、效仿的榜样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一国之君的学习榜样，品级和分量就不够了。因为作为”一国之君“，不仅要品德高尚，还要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何为“聖人”？《说文·耳部》：“聖，通也。”《书·大禹谟》：“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传：“聖，无所不通也。”《左传·文公十八年》：“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谓之八愷。”孔颖达疏：“聖者，通也。博达众务，庶事尽通也。”“君王”要学当学“聖人”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据刘笑敢统计，今河上本、王弼本“聖人”見於二十八章三十二次，帛書本至少也有二十四章二十八次。而本人翻查，如果本章不算，“君子”一词仅见于第三十一章出现二次，分别是“君子居则贵左”和“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为什么会出现普遍使用“圣人”而极少使用“君子”的现象？原因极有可能是，老子写作《道德经》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劝说“君王”实行“无为而治”。而第三十一章之所以用“君子”，是因为该章谈的是“用兵”。综观《道德经》老子是竭力反对战争的，所以不能把他心目中理想典范的“聖人”搅和到“用兵”中来。而“君子”作为“有德之士”，虽然“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但为了谈论如何谨慎、有节制的“用兵”，让“君子”出场来展示一下“不得已而用之”的情况下如何行事，也是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办法。
第三，正因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所以蒋锡昌说：“‘圣人’乃理想之主，应深居简出，以‘无为’化民，不当终日行道，常在军中管理辎重之事，谊作‘君子’为是，当据诸本改正。”这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但问题是“辎重”是否一定指“随军运载的军用物资”？上面已提到韩非就认为：“邦者，人君之辎重也。”所以，如果我们把“辎重”看作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指“生死攸关的东西”，那么把“圣人”改成“君子”就没有合理性了。而且，我非常相信这里的“辎重”指的是“百姓”或“天下之人”。根据有二：一是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子”（第四十九章）。一个摒弃自我，“以百姓心为心”、“为天下浑其心”的人，自然是把天下百姓的看作最为重要东西。二是下文“奈何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身”指“万乘之主”自己，而“天下”指的当是“百姓”或“天下之人”。“万乘之主”所“轻”，正是“圣人”所“重”。至于“行”也未必是“行道”。《墨子·经上》：“行，为也。”“行”在先秦作“做”、“从事某事”用很普遍，如《书·汤誓》：“非台小子，敢行称乱。”《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斃。”在这句中“行”的意思是，圣人的“所作所为” ，即圣人每天的行动都不会脱离至为重要的百姓。
最后，“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进一步证明改“圣人”为“君子”是不合理的。河上公注：“榮觀，謂宮闕。”陈鼓应解：“‘荣’，豪华、高大。‘观’，台观、楼观。”如果是“宮闕”，那么“君子”肯定不当“有”；如果是“豪华的楼观”与“君子”的身份似乎也不相称。而如果是掌权的“聖人”就另当别论了。如“尧”、“舜”、“禹”等，他们虽有“榮觀”往往都“燕處超然”，有的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刘向《说苑·君道》云：“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心中装着黎民百姓，即使“宫阙”再巍峨，“楼观”再“豪华”，圣人也会安然超脱，不为物所累，不为贵所困。反之，则误国害民，失根失君。“燕”通“宴”。《集韵·铣部》：“宴，《尔雅》：‘宴，宴居，息也。’或作燕。”《字汇·火部》：“燕，安也。”“燕处”即“安居”。
根据以上四点，我以为还是保留王弼等通行本“聖人”的用词比较恰当。“聖人”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是作为“得道者”的典型形象出现的，老子的许多理念都是通过这个形象来展示的。本章把”聖人“与萬乘之主放在一起比较，旗鼓相当，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照。而“君子”虽然也是正面形象，但与权势显赫的”萬乘之主“相比，分量显然不够，说服力也大为逊色，唯有也掌握着巨大权柄且居于朝堂之上却谦卑谨慎的“聖人”才能与“自高自大”、“轻率鲁莽”的“萬乘之主”形成对比。
由上分析可知，老子在“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后加上“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一句是颇有深意的。“榮觀”无论是指“宮闕”还是“豪华的楼观”，都是具有巨大权势的象征。而“燕處”常指“退朝而处”或“闲居”。《礼记·经解》：“天子者，與天地參……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 宋·苏辙 《谢翰林学士宣召状》之一：“臨朝訪道，有元老之在前；燕處清心，援衆正而自助。”“超然”有“超脱常规”、“超出常理”之意，也即“超凡脱俗”、“不为贪欲所动”。这句话连在一起看，其意思是：“即便有巍峨的宮闕楼宇可居，也安然超脱不为所动。”我们知道，权力是一种腐蚀剂，它非常容易激发人的贪欲。一个人一旦大权在握，往往就会被贪欲所征服，成为功名利禄、贪得享乐的奴隶。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原文：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然而，聖人即便拥有庞大的宫殿或楼阙，即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仍然能知“重”守“静”，摆脱权势腐蚀，安然闲居，超离尘世贪欲的束缚，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品格。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真正能做到这样的“聖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在中华历史中，传说中尧、舜、禹可以算这样的“聖人”，后世的皇帝几乎没有不贪权恋色、滥用权力的。唯有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有一点“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味道。萧衍早期勤政有为，但晚年沉溺佛教。他不仅多次舍身出家，还大力推行佛教，修建了大量寺庙（仅都城建康就有500所以上），翻译佛经，甚至亲自讲经说法。他颁布《断酒肉文》，极力倡导素食，对中国汉传佛教僧侣素食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他晚年“四十余年未近女色”，也成为佳话。但是，他出家四次，每次都是朝廷或群臣出资赎回，修建大量寺庙也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显然是一个不知”轻重“、不顾民瘼的昏君，尤其是接纳北朝叛将“侯景”，导致“侯景之乱”，误国害己，落得个活活饿死的下场。实际上，他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来推行佛教也是一种变相的腐败，并没有真正做到“燕處超然”。由此看来，真正能做到老子心目中“聖人”那样“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的。而大部分人一旦权势熏天就会不知天高地厚，轻狂躁动、变性失态、作威作福起来。这使得老子也不由得感叹道：“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这是个疑问句，像是质疑而实质是感叹。“萬乘”：万辆兵车。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韩非子·五蠹》：“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强敵裁其弊也。” 周制，天子地方千里，能出兵车万乘，因以“萬乘”指天子。《孟子·梁惠王上》：“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赵岐注：“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萬乘”无论是指“天子”，还是大国之君，都是位高权重者。“以身輕天下”，意思是：一国之君怎么可以为了一己之私把老百姓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身”，代词。《尔雅·释言下》：“身，我也。”“轻”，使动用法，意思是“使·····变轻”。老子这种思想是一贯的，如第三十九章就明确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自称孤、寡、不谷”是“自轻”，而“以身轻天下”是“自重”而“使天下轻”。“使天下轻”就会失去“人民”这个“根本”，所以说“轻则失根”。陈鼓应注“以身輕天下”曰：：“任天下而轻用自己的生命。”意思是：“肩负天下大任而轻率地滥用自己的生命。”并引河上公注：“王者至尊，而以身行轻躁乎？疾时王者奢恣轻淫也。”又引苏辙注：“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轻其身，则不足以任天下矣。”另吴澄注：“以身轻天下，谓以其身轻动于天下之上。”这些注解，从语法上来看都不甚准确甚至是错误的，但从句意上来看，却与老子的本意并无违拗。“萬乘之主”因位高权重而得意忘形，他们或骄奢淫佚，或穷兵黩武，或大兴土木，总想干出一番惊天伟业来，在他们看来，天下百姓莫过于自己可以任意使用的奴仆和工具，而他们的身体、他们的权位、他们的意志才是一切。这就是“以身轻天下”的涵义。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并不罕见，前面已说过秦始皇，这里再来说隋炀帝杨广。
提起隋炀帝，人们总是将暴君与荒淫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他的一身，似乎是集了秦朝弊政之大成。他的暴行，毫不逊色于秦始皇；他的荒淫，又绝对超过秦二世。其让人最注目的地方，是在中国整个大一统的历史中，继秦朝之后，再一次制造了一个王朝二世而亡的纪录。然而，客观地评价，杨广实际上是一个颇有雄才大略人物。当他还身为皇子时就挂帅消灭南陈，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晋开始的南北分裂的局面，后取代兄长杨勇被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隋文帝驾崩，35岁的杨广即帝位，君临天下。即位后假造隋文帝遗诏缢杀兄长废太子杨勇。次年，其弟汉王杨谅以讨伐杨素为名，在并州起兵，炀帝派杨素镇压，杨谅降后被幽禁至死。不久，炀帝听从云定兴建议毒死杨勇诸子，翦除了对帝位的威胁。大权在握，隋炀帝好大喜功、不可一世的野心被大大地激发出来。他上台不久就开始大兴土木，几乎每年征发重役。仁寿四年十一月，他为了开掘长堑拱卫洛阳，调发今山西、河南几十万农民；次年营建东都洛阳，使其成为东方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每月役使丁男多达两百万人；自大业元年至六年，开发了各段运河，先后调发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诸郡的农民和士兵三百多万人；大业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以东修长城，两次调发男丁一百二十万，役死者过半。总计十余年间被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平均每户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隋炀帝以早年的军旅生涯为基础，开疆拓土，对高句丽、吐谷浑和突厥发动了战争。大业五年（609年），他亲征平定吐谷浑，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阔疆五千里。高昌王麴伯雅也到张掖朝见炀帝。炀帝命在河源郡驻兵屯田。当时，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在籍户八百九十万余，人口四千六百余万，隋朝达于极盛。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位于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和朝鲜北部，隋炀帝即位后，三次大举进攻高句丽。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句丽，征调士卒一百一十三万余，陆军集中于涿郡（今北京），水军集中于东莱（今山东莱州）。另调民伕二百万，以运送衣甲、粮食等。造海船的民工日夜站在水中，皮肤溃烂，腰以下生蛆，死者甚众。隋军虽然曾攻至平壤附近，最后却大败而还。大业九年（613年）第二次进攻高句丽，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隋，隋炀帝仓皇撤军。大业十年（614年），第三次进攻高句丽。隋炀帝因国内民变已成燎原之势而不敢久战，高句丽也疲于战争而遣使请降，隋炀帝就此撤军。进攻高句丽的战争，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征调财物无数，大量士兵、民伕死于战场和劳役，由于农村中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活下去，成为隋末民变的导火线。在大做帝国梦的同时，为了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在各地大修宫殿苑囿、离宫别馆。其中著名的有显仁宫、江都宫、临江宫、晋阳宫、西苑等。西苑在洛阳之西，周围二百余里，苑内有人工湖，周围十余里，湖内有山，堂殿楼观，布置奇巧，穷极华丽。隋炀帝常在月夜带宫女数千人骑马游西苑，令宫女在马上演奏《清夜游》曲，弦歌达旦[15]。炀帝游江都时，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一、二十万人，船队长达二百余里，所经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挥霍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隋炀帝还是一个十分虚荣之人，为了夸耀国家富强，每年正月当少数民族和外国首领、商人聚集洛阳时，命人在洛阳端门外大街上盛陈百戏散乐，戏场绵亘八里，动用歌伎近三万人，乐声传数十里外。西域商人要到市上交易，炀帝就下令盛饰市容，装璜店肆，房檐一律，珍货充积，连卖菜的都要垫以龙须席。当这些商人从酒店饭馆前经过时，都要请他们就坐用餐。并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值）。”还将市上树木缠以丝织品做装饰。有些胡商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隋炀帝年年远出巡游，曾三游江都，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还在长安、洛阳间频繁往还。每次巡游都耗费大量的民脂民膏。大业七年（611年），王薄率领民众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起义，隋末民变终于爆发。杨玄感起兵后，民变发展为全国规模。隋炀帝意图遏止起义力量发展，下令各地郡县、驿亭、村坞筑城堡，将民众迁往城堡中居住，于近处种田，以图控制。他不愿正视民变蓬勃发展的现实，身边的佞臣也不以实情相告，谎称造反的民众“渐少”。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隋炀帝从东都去江都。次年四月，魏公李密率领的瓦岗军逼围东都，并且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历数隋炀帝十大罪状。隋炀帝在江都宫却越发荒淫昏乱，命王世充挑选江淮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每日酒色取乐，又引镜自照，预感末日将到，锐意尽失的隋炀帝晚年常引镜自照，对萧皇后和臣下说：“好头颈，谁当斫之！”大业十四年三月十一丙辰日（618年4月11日），在江都宫的炀帝被宇文化及的军队包围，是为江都兵变。炀帝闻变，仓皇换装，逃入西阁。炀帝因与次子齐王杨暕彼此猜忌，此时竟然以为作乱者是杨暕，对萧皇后说：“是不是阿孩？”炀帝被裴虔通、元礼、马文举等逮获，说：“朕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宇文化及命令封德彝宣布炀帝罪状。炀帝爱子赵王杲，才十二岁，在帝侧，号恸不已，叛军裴虔通将其斩杀，血溅御服。炀帝自知难逃一死，说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欲饮毒酒自尽，叛军马文举等不许，遂命令令狐行达将其缢弑。隋炀帝终年五十岁。隋炀帝死前，宇文化及等并杀炀帝孙杨倓、杨暕及其二子、杨秀及其七子等。这就是一个不知静重，总想成为“千秋一帝”而“以身輕天下”的狂悖之徒的下场。
成语有“利令智昏”一说，实际上，“权”比“利”更能使人走火入魔。本章最后一句“輕則失根，躁則失君”，一语双关，既是对本章的总结，也是对世人的告诫，特别是对于那些大权在握的人来说，不能正确处理“重”与“輕”、“静”与“躁”的关系，稍有不慎，极有可能迷失自我，丢掉人之为人的根本，如果鸡血上头、不知天高地厚，总想干出一番惊天伟业来，那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无法掌控的末路狂奔或失权丢命的可悲下场。
🤔小结
上一章老子重点阐述“道法自然”的宇宙法则，本章开始联系实际谈论人生哲理。本章的重点是通过“重”与“轻”、“静”与“躁”的辩证关系，告诫世人，做人应当清静持重，不受外在的“权势”、“名利”或“物质享受”等诱惑，特别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人物，更应“燕處超然”、慎重行事；如其不然，狂妄自大，不以天下人为重，而“以身轻天下”，骄奢跋扈，肆意妄为，失去理智，必将误国害民，自取灭亡。而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明白“重”与“轻”、“静”与“躁”的辩证关系也十分重要。人生充满了各种选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明辨“孰轻孰重”，懂得取舍，如果不知“轻重”，贪得无厌，必然落得鸡飞蛋打的结局。同时应该知道，清静、冷静、镇静的重要性和心浮气躁、轻率狂躁、冒进急躁的危害性。清静可以使人不受物欲的负累和诱惑，冷静可以使人从容理性的作出判断和取舍，镇静可以使人避免冲动的裹挟和重压之下的失智。一个人知道了“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的道理，并自觉地避开“失根”“失君”的陷阱，那么他基本上就可以避开人生大部分的由自己造成的不幸和灾祸。
改定于2025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