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仍有许多人不理解为何忽必烈对征服日本有着如此执念。日本这个国家在忽必烈和蒙古朝野上下的心目中，究竟是个什么形象？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笔者姑且试着剖析一下。
享誉世界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有一段关于奇幻的Zipangu岛国的描述，一般认为，这个Zipangu就是日本国。
“日本国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离大陆1500里。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其地距离大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
此岛君主宫上有一伟大奇迹……其顶皆用精金为之……复次宫廷房室地铺金砖，以代石板，一切窗栊亦用精金，由是此宫之富无限，言之无人能信。
有红鹧鸪甚多而其味甚美。亦饶有宝石、珍珠，珠色如蔷薇，甚美而价甚巨，珠大而圆，与白珠之价等重。忽必烈汗闻此岛广有财富，谋取之。”
在马可·波罗的讲述中，日本就是个盛产黄金和宝珠的“黄金之国”，而忽必烈之所以征讨日本，就是为了掠夺那里的巨额财富。
毫无疑问，在蒙古权贵的心中，黄金与珍珠不仅是支付手段，流通货币，也是必不可少的奢侈品，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他们对黄金和宝珠的渴求也与日俱增。
马可·波罗并未去过日本，不过关于日本是“黄金之国”的传说，也并非空穴来风。日本的确产黄金，而且由于四面环海，出产海珍珠，其中也不乏高品质的珍珠。
可是不管是黄金还是珍珠，其产量并没有传说中那么高。
就拿黄金来说，日本开采黄金的历史并不久远，在8世纪以前，日本的黄金大多依赖进口，直到8世纪中叶的奈良时代，日本才发现金矿。
日本天平十五年（公元743年）十月十五日，圣武天皇发愿铸造东大寺大佛，次年十一月十三日动工，天平二十一年（公元749年）竣工。
不过，当时用作金箔的黄金不足，大佛难现庄严宝相，圣武天皇为此深感忧虑，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二月二十日，本州东北部的陆奥国进贡黄金的消息传报京城奈良。两个月后，担任陆奥国守的百济王敬福向朝廷献上了九百两约合45公斤的黄金，日本本土发现黄金的事件令朝野上下欢欣鼓舞，为此，朝廷特意改元“天平感宝”，大伴家持还吟咏了一首和歌，以此来庆贺此事，“天皇御代荣，东方陆奥国，山中金花繁”。
当时东大寺的这尊大佛使用了约439公斤的陆奥黄金来进行镀金。金碧辉煌的大佛像，曾向新罗国的使团以及唐朝和印度的佛教僧人展示了日本的富有。
此后，每年都有约22公斤的砂金从陆奥运往奈良。日本为系统地引进当时唐朝先进的文明文化，开始向中国派遣遣唐使、留学生以及留学僧，而砂金不久便成为日本这一文明引进项目的经济支柱，例如，根据记录，在804年的遣唐使派遣中，大使的旅居费用为约7.5公斤砂金，副大使约为5.6公斤，使节团有500人之多，留学生和留学僧也长期旅居中国，当时，为吸收唐朝文明，日本政府无疑投入了数量庞大的砂金。不久，富裕的日本人涌入唐朝长安的消息不胫而走，并传到旅居在广州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耳中，接着，消息又传到了西亚。商人们对黄金讯息嗅觉敏锐，当时，很多阿拉伯商人乘坐独桅三角帆船相继前往中国做生意，据说当时住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多达12万人。九世纪后半叶，伊斯兰地理学者伊本・霍尔达兹贝曾记录了在中国的关于黄金之国「Waqwaq」（指日本）的见闻，记录中说日本人喂养的狗的链锁、猴子的项圈都是用黄金做的。这便成为后来黄金之国日本传说的起源。到了两宋时期，中国向日本出口大量精美的丝绸、瓷器以及珍贵药材、书籍和纸张等商品，日本商人通常以砂金来支付货款，日本朝廷也会以砂金作为回赠外国商人的礼品。另外，日本的铸币业不发达，虽然在奈良时代也曾模仿过唐朝，统一铸币，但是铜钱的质量很低劣，规格不统一，所以流通起来很麻烦，最后人们就放弃使用本国货币，而输入宋钱，为了获得大量宋朝铜钱，日本人便使用砂金来进行交换，因此给人留下了日本盛产黄金的刻板印象。天治元年（公元1124年），统治本州陆奥与出羽地区的藤原氏修建了中尊寺金色堂，从室内的墙壁、立柱到室外的门窗、屋顶的瓦片都贴上了金箔，一眼望去，金光闪闪，想必见到此等景象的中国商人，无不惊叹其恢弘与华丽，从而更加深了日本盛产黄金的刻板印象。
在蒙元帝国时代，有不少阿拉伯人在来到中国，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欧亚大陆范围的对外贸易时代，当时的中国泉州港，是一个规模远远超过埃及的亚历山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人口超过一万的阿拉伯商人在这里掌握着主导权，此时，曾经的“日本是黄金之国”的传说重又复活。中国商人对中尊寺的金色大殿等的传言，似乎有点夸大其辞，但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马可・波罗带到欧洲的讯息，想来也是他在泉州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听来的。因此所谓的“黄金之国”不过是当时欧亚大陆对岛国日本的想象。
我们可以推想，当忽必烈得知日本盛产黄金、宝珠的传说之后，想要将它纳入自己的帝国体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不过仅仅为了获得财富似乎还不能完全解释忽必烈试图将日本纳入帝国版图的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忽必烈最终出兵日本，究其原因就是蒙古人的本性使然。
与匈奴、鲜卑、契丹、女真一样，身为游牧民族，扩张、劫掠与征服是蒙古人刻在骨子里的本性与传统。
蒙古帝国的开创者成吉思汗曾对部下说：“男子最大的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结发之妻痛哭，骑其骏马，纳其美貌的妻妾以侍枕席。”
如此直白而露骨的话语，充分展现了蒙古人崇尚武力征伐与野蛮掠夺的传统。
成吉思汗还教育他的子孙们：“天下土地广大，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占领国土。”他为自己的后继者们制订了黄金家族的家规，奠定了蒙古帝国四处扩张，建立领地的侵略传统。
在这一传统的引领之下，他们统一了蒙古各部，继而征服西夏，灭金国，征伐中亚、西亚和欧洲，帝国的疆土迅速膨胀，几乎囊括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直至后来忽必烈攻灭南宋，统一中国，建立了一个版图极为辽阔的蒙元帝国。
如此庞大的帝国真的是空前绝后，可是，即便拥有如此广阔的领土，忽必烈内心深处的征服野心和建立“远迈汉唐”伟业的欲望丝毫不减，身为黄金家族的成员，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试图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来彰显蒙古人的强盛武功，从而赢得蒙古臣民的拥戴。
除此之外，忽必烈虽贵为帝国的大汗，但是反对他的人不在少数，于是他迫切需要有所作为，以发动更多的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的矛盾，唯有这样，才能彰显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若没有赫赫战功，又有何颜面面对列祖列宗和后世子孙，这正是忽必烈内心的真实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