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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大清帝国以其摇摇欲坠之身，竟成功阻击了来自西伯利亚，险些祸及全球的哈尔滨大鼠疫，不得不说是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也是老大帝国为数不多的特别值得一提的做对了的事情。
余今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科学的力量。防疫是医学，没有当时的医学进步，无论东方或西方的传统医术，都不可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其结局必然是中世纪夺走数千万人生命之黑死病的再一次重演。伍连德通过解刨遗体弄清鼠疫的性质，没有现代医学的理论基础，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现代医学的手段为当年战胜肺鼠疫提供了医学准备。
其二，危难之际，大清居然有人可用。伍连德是剑桥史上第一个华人博士，大清首屈一指的代表着当时新医学顶级水平的大学者。大疫之前，大清竟有这样的人才储备，此袁宫保设立新军军医学堂之功也。
其三，外务府右丞施肇基亦为留美博士，著名外交家，价值观念与世界同轨。危难之际，知只有伍连德能堪此大用而无出其右者，因此竭力举荐。此伍连德之幸，苍生之幸也。
其四，清廷既用贤能，始信。伍连德一介书生学者，防疫期间，职责权力大到简直就是事实上的三省总督，统领全局。其基于医学的抗疫主张，无不得以实施。民无连花清瘟之愚，亦无超市抢盐之惑。此一时也，皇权让位于科学。就事论事地讲，大清当年的确是做到了。
殊可叹也！大疫之时，我们以往印象中腐败无能的清廷，何以能放下身段，开明至此？为伍连德拱手相让，言听计从？那施肇基毕竟是喝过洋墨水儿的海归，有国际视野，知兹事体大，舍伍连德无堪大用者。怎奈摄政王载沣、东三省总督锡良、外务府尚书那桐等亦不失德，厥功至伟。三子皆满人也，权倾朝野，亦能审时度势为伍连德之科学主张保驾护航，马首是瞻。认知能力到这个程度，岂不令今人汗颜？完全颠覆过去我们从课本上得出的印象。可知清末之师夷欧美，预备立宪，岂虚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