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升”事件的网络报道截图
艺术升事件始末：
图/互联网
1月6日，艺术高考报名APP“艺术升”进行报名时遇到了软件卡顿、乱码等问题，无法顺利完成报名。据媒体报道受影响人群达七十万之多。
“艺术升”自称是中国“八大美术学院”及国内艺术院校联合推出的智慧艺术服务平台，“艺术升”作为2019校考的唯一报名通道。
据教育部文件，2020年将统一取消校考，统一采用艺术类省统考的成绩。这意味着艺术考试由多次机会变成一次性成绩定未来。
“艺术升”APP会收取每人30元的肖像信息技术费，据考生反映，“艺术升”还为用户提供限量VIP通道服务，单价598元，提供加急审核、高考预算、报考指南等一系列服务。
1月7日下午消息 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官微发布消息，针对个别高校自行委托的第三方报名平台出现技术故障，已指导和督促有关高校通过增加报名渠道、延长报名时间、增加考点等措施。
为什么要说“艺术升”事件，其原因只在于我感同身受。我也曾经是名艺术考生，我也曾经经历过那种奔波劳碌的考试生涯，而且我是连续考了四年才考上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在我们那个时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般的考试流程是这样的：
1：想考哪个学校先去信索取招生简章。
2：按不同学校的要求寄去绘画作品的原作（包括素描、速写、色彩、创作）。
3：原作经学校审核，认为你还不错，发准考证。到所考学校的本地进行专业考试，比如你收到中央美院的和广州美院的准考证了，那么恭喜你，你可以从南到北的坐京广线火车了。（有的学校还有初试和复试之分，所以你收到准考证先别高兴的太早，要是倒在初试那一关就惨了。）
4：过完这三关，你终于收到了专业通过的通知书，你可以去准备文化考试了。一般在五月中旬到七月的高考这一段时间你就开始恶补你曾落下的文化课目吧。
5：假使你的文化成绩出来也达标了，你还得填高考志愿，你千万别小看这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录取还得看你的专业成绩排名，而这个学校是不会告诉你的。如果你考了A学校，学校计划在你考的专业招十人，你专业排第五，你高考第一志愿填A学校就没错了，反之，你就玩完了，明年再来一次吧。这绝不是开玩笑，我身边考了三四年都没考上美院的人一抓一大把。
我没有关心艺术高考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我不知道当年的这种考试模式是不是就是如今所称为的“校考”。当然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不是来怀旧的，我只是想说一件事：
通过艺术升事件，可以看到光鲜的现代技术所带来的文明其中也蕴含着突如其来的巨大风险。
我们所处的时代究竟具备的是一个怎样的特征，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研究获得了不同的答案，这种答案以不同的命名方式展现出来：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后现代社会——埃米泰·埃齐奥尼
后文明社会——肯尼思·博尔丁
后市场社会——汤姆·伯恩斯
新工业国——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超工业社会——阿尔文·托夫勒
技术社会——雅克·埃吕尔
全球村——马歇尔·麦克卢汉
当然不止这些，命名还有后资产阶级社会、后集体主义社会、技术电子社会、后福利社会等等。
就我个人浅薄的知识来看，对当今社会的分析，我比较赞同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对社会结构的分析，社会以三大板块构成并由不同的轴心支配运转：
技术/经济领域——获取效益与利润，尽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轴心结构是一个官僚合作体系。个人被当作“物”，受到角色要求的调节，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一句话，个人消失在他的功能之中。
政治领域——调解冲突的部门，轴心支配为平等原则：法律平等、公民权利平等、社会与经济权利平等。由于这些平等要求已变成了“民众应享”，政治机构不得不日益加紧对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干涉（诸如公司、大学和医院事务），以便调配经济体系产生的社会位置和酬劳。
文化领域——特征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
这当然有点简略化了，丹尼尔·贝尔的书籍对此分析的相当详尽，当我们可以从这一分析中不难窥见一斑，即社会这三大领域各自按照其不同的轴心原则运转，彼此相连交错，因其轴心原则的不同而相互碰撞，进而引发的冲突不断。当我们把艺术升这一互联网APP置于其中则不难得出结论，它同此三领域皆有关连，一旦连接发生中断，则引发出社会性的风险特质：
经济/技术：艺术升这一款互联网产品，既是科技技术产品也是盈利性实体。一款同高考（艺术考试）报名产生联系的软件产品就不仅仅是一款科技产品而已。试问，如果不同高考报名产生关联，其营利将大打折扣，存活都非常困难。
政治性：在中国，高考的政治性不言而喻，高考既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机制，也是个人改变命运难得平等的重要途径。
文化：高考就是目前教育体制下最为重要的一环。
三个环节通畅，则无事，一旦出现堵塞，则成为社会事件。因为在中国，高考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文化事件，它既具备高度的政治性，也是社会所高度关注的社会事件。
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看来，现代文明社会的管理者更像是一个园丁，希望将现实修剪的干净而整洁，不留下一些杂草。而科技技术更像是园丁手中的剪子，在艺术升事件中就不难看出，互联网既是经济引擎，又是当今最为贴进人们日常生活的科技产品。
教育主管部门希望规范高考艺术考试的各种报名与考试方式，惭渐收窄成为一条通道。取消各校的“校考”，组织化繁为简的“统考”。各个学校也正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艺术升的经济属性是有必然的盈利冲动，拜中国高考的独一无二性，变为一家独大。而一个学校的报名权的获取也不过区区数万元或数十万元。因而齐格蒙特·鲍曼说：现代理性被证明是特别聪明的，特别热衷于建立垄断和权力的排他性。
考生：变成一个物，受到角色的调节，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为了高考，只能被迫去交那快速通过的审核费、VIP费用，即使这一软件充斥着众多的相关广告也毫无办法。即使眼睛酸痛，手指发麻，也只得忍着。
70万人报名受阻，意味着70万个家庭因此焦虑不安而直至恐慌。教育部门迅速作出反应扩展通道，平息事件，动作不可谓不快。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看来：
现代文明忙于解决接二连三的问题……现代文明容易遭受灾难，这些灾难经常让正在对付问题的人和将要解决问题的人吃惊……作为现代人，我们注定要陷入问题定位、分离以及问题确定、解决的循环，这是作用与反作用循环的现代性版本，它自我推进，自我加速。
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物以希为贵”是一条通用的法则。只要是一个东西稀缺，无论是在政治空间，或是生活空间，其价值将获得数倍的增长。打个比方，买火车票，没有12306之前，是托关系，找黄牛党，或是通宵排队。有了科技的介入，又有了加速包、抢票软件。于是，社会总是伴随着稀缺物质的分配问题与分配冲突，而科技引发的风险也与这些冲突叠合在一起——你能想像一旦春运期间12306停摆了的状况吗？
面对这类事件，我们总在歇斯底里和漠不关心之间来加摆动，歇斯底里者只因身在其中，受其伤害。漠不关心者则是身在事外，因而七天即忘。媒体被不同的事件所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被不同的事件所索引，但是面对不同的风险，又有谁能真正的置身事外。诚如德国社会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所言：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迟早都会和风险狭路相逢。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具有社会意义的回旋镖效应：就算是豪门富户，也难逃风险的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