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韬略家们的超前意识和深邃见解距离眼前的问题较远、较深、较晦，一般人难以立刻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韬略家们从情感与道理两个方面出发，阐幽释微，打动对方，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计策。三国时代的韬略理论体系中，情理韬略占有较大的比重，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利器。

情理韬略的核心定理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主观体验，情感是各种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对人的思想和行动起着带有决定意义的指导作用。三国韬略家们发现了这一通道，就从中输送各种信息，改变对方的初衷，使其能按照谋方的意图办事。

情感之所以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实质上蕴含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情感一旦表达人类的共同要求、愿望、心理和认识等等，便能够发出强而有力的冲击波，引起对方的共振。正是这一共振所形成的震撼力，唤醒人们的良知，从而改变其思想和行动。

韬略家们在动之以情之际，往往随即晓之以理。这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理，具有无限力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迷者不知，胡作非为，轻举妄动。一旦揭明，则从之如流，迎之若宾。

韬略家们运用情与理结合的力量，能挽狂澜于既倒，解生命于倒悬；能化险境为坦途，变艰难为平易。从三国时代运用情理韬略的实践中进行分析，即可探知这一韬略的份量：

——张范之子张陵和张范弟弟之子张戬被盗贼逮住后，张范径直入贼营请求放还二人，盗贼将张范之子释放。可是张范却说，你们释放我的儿子，这份好意是很重了。人之情虽爱其子，但我可怜张戬年龄更小，请恩准我用张陵换回张戬。盗贼闻言，觉得张范义重如山，最后将张戬和张陵一并释放。袁涣拒绝吕布要求写信辱骂刘备的命令，田畴哭刘虞之墓险遭公孙瓒的杀害。司马芝避乱途中遇盗，同行之人均抛弃老弱逃亡了，而司马芝则独自坐着守卫母亲，盗贼以刃相临，司马芝叩头说。母亲已老，我死之后，只有拜托各位了。盗贼们说，此人是孝子，杀之不义。于是司马芝母子得以免除被害。韬略家们以至情感人，至理动人，迫使对手放下屠刀，改弦更张。情理韬略在这里成了生命的保护伞，反击的杀手锏。

——刘晔对吴杀死关羽之后，蜀国动静形势的分析，对吴派使节到魏国称臣内幕的洞察，对魏文帝伐吴之举的评价。杜袭对曹操攻杀许攸想法的劝谏，诸葛亮对于关羽死后，刘备东伐吴国的劝告……无一不是从情与理的角度得出中肯的，也是极有力的结论，使得论说对象有所感悟。情和理的分析、探讨，也是韬略家们棋高一筹的奥秘所在，这些分析，使得他们能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情与理是相对立的，由于人的素养不同，对立的程度也很不一致，为了夺取天下，必先夺取人才，特别是智囊型人才。但这些人中，有一大批与自己的政治主张、立场、观点不相一致，而且有时候是截然相反的，如何克制私忿，按理行事，以情殉理，则成了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决策者们运用情理韬略，成功与失败，这是一个试金石。三国时期，袁绍、袁术、刘表、董卓、吕布、刘彰等人的失败，从根本上说，就败在不能成功地运用情理韬略。他们周围原本是智士如云，猛将如织，可最后的成功者却是起于微末的曹操，走投无路的刘备，寄人篱下的孙策……

三国时代的情理韬略不仅只是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达到真知灼见的一个手段。懂得人的情感，进而影响、打动、牵引、控制这一情感的走向，就能使对方自觉步入事先设定的轨道。在孙权面对曹操大军压境，是降是战的关键时候，诸葛亮、鲁肃以强化刺激，引发认识。诸葛亮以激将法唤醒孙权对利害的认识，使其作出正确的决策。贾诩回答曹操立储的问题、诸葛亮指点刘琦避祸的办法，都是强化事件对于情感的刺激，使对方猛然醒悟，选择正确的解决办法，三国时期大量以弱击强，以寡击众的战争，都受环境刺激的影响，投之死地后生，置之绝境而不亡，就是强化环境刺激，使战斗者调动全部情感，从而获得解救。打开情感的通道之后，必须以理随之。事理、物理、哲理、伦理、情理……本身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指示着通往成功之门的途径。一旦认清其理，便具不凡见识，解决问题的办法、手段也就随之而生。

三国韬略家运用情理韬略调整意识，控制情感，根据环境、需要、目标制定对策、渡过难关，营造优势：

——诸葛亮强忍刘备身亡白帝的巨大隐痛，从蜀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控制、调整蜀国将领的情绪，与吴国恢复外交关系，这是基于对事理的认识，调整情感。

——刘备败于吕布，依附曹操，运用韬晦之计，以示胸无大志，等待时机，与曹操分庭抗礼。司马懿在不利形势下，韬光晦迹，装疯卖傻，蒙蔽曹爽。而一旦机会降临，则突然反击，一举成功。这是压抑情感，以符合身处危急时不引人注目，从而被打击的道理。

——刘备百折不挠，杜畿深藏不露，张昭犯颜直谏，都是以理想、信仰、志向、目标去控制情感，使之合于理。

总而言之，三国情理韬略的运用范围，从对人而扩大到对事、对己。从一般的劝说价值，上升到对于识见的有力帮助。从普通韬略原则，提高到事关前途、命运的总体对策。从个别的对象处理，演化为对历史发展、形势格局的洞察预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