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高足。沈先生是湖南凤凰人，汪先生是江苏高邮人，他们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相遇。这些都是往事了。
这两天都在读一本书，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记事》，其中淖字音同“闹”字。这个淖字我头一次见。难为了半天。按照汉字的惯例，我按“卓”音来读，总觉得心里不安。翻查一下，脸红了半日。
读这本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记事》短篇小说集，还是来自毕飞宇的《小说课》的提示。毕飞宇先生讲授了《受戒》这一篇，看完毕飞宇的解析就心里搁了一只猫似的，夜晚总是挠墙。
如果之前有看过《短书集》文章的人，一定还记得我推荐高尔泰先生，高先生也是江苏高邮人。之前我还说高先生笔下有斧，没想到汪曾祺先生的笔下更似萧索秋风，一阵笔锋袭来，地都枯了。
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记事》如何好，不是我等后辈可以指摘的。在那秋风之中，我是草间的蚱蜢。勉强还可以说说这秋风的掌故。
《大淖记事》是汪曾祺先生的短篇小说集。这部集子很有意思，每一篇文末都有一个时间标记。早一些的文章是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左右的，近一点的文章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头那段时间。这样的时间怎么看都有一点上古的味道，虽然那些日子也就过去了七、八十年，但读起来就像《权力的游戏》中的时光一样，远的不可想象。汪曾祺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这十几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作品。这也是众所周知也是不可描述的事。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异秉》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估计是憋得时间太久了，不说道说道，怎么对得起心里的那股秋风左荡右荡的。这些时间节点的事，我还是想重点说一下。先生在文章里包的东西太多，我只能看到这些细枝末节的。
《大淖记事》我读了两遍，而且不是一气呵成的，这与以往的读书节奏是不同的。人说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是有“士”气的。这句话我是一路带着走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伤痕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有“士大夫”气息的文字实属少见，最大的可能就是漏网之鱼。就像每一个湖沼里总有一两条大鱼成了精了。汪先生算是成了精的。也只有他清楚大淖中的历历往事，也只有他讲起这些往事时会用“讲究”的细致。换了旁人，说不定楞把《石头记》用《三国》的语气说成书，而我们可能还当了真了。试想一下林黛玉捧刀立在一身甲胄的贾宝玉旁，也是稀奇的很哪！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就像出土文物一样，有些字词我得琢磨半天才能明白。有些“包袱”也只有在如厕之时才会恍然有悟。这些东西学不来，只能仰望。正如我前面的说法，在我的阅读体验中，汪曾祺先生的文章笔法如秋风一般。美轮美奂的芦苇荡，我读过之后，都会在我心里下了一层霜，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我望着这一片白净的世界，不忍再多添一笔丑墨。
在《黄油烙饼》中那个十一、二岁的萧胜在收获颇丰后想起了自己的奶奶，“他现在知道，奶奶是饿死的，人不是一下子饿死的，是慢慢饿死的”。这些话写的平静和克制。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和判断。再无其他煽情的表述。这一段话让我读到这里半天喘不顺一口气。如今，我也知道如何一个人是如何饿死的。的确，人不会一下子饿死，都是慢慢熬着日子饿死的。倒在路边的称之为“路倒”（见《岁寒三友》篇）。也正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萧胜终于尝到了那两瓶颠沛流离中都要带着的黄油。“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以前读一些文章总以为立意要新异，用词要凶险，铺陈要婉转。现在读了汪先生的文章，才知道秋风袭来真没有这么多讲究，风一到，人就忍不住要把脖颈缩进衣领中。一抬头，枯黄树叶已然索索间落下了。一抬脚，鞋底下尽是破碎之声了。都是平常不过的字眼。哪有曲里拐弯的由头！
文章难在平常，也难在“有情”。人无情，字不活。在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记事》中看看那些贩夫走卒、市井人物、才子佳人，各有各的气质和活法。这些人活在读者的面前，个个都是世间的“情种”。各有各的眷恋，各有各的气节，各有各的章法，混在乡野城镇中，搅在一处，我们便觉得眼前声色悦动起来，那些人也奇了，露个模糊不清的面目就闪在文字中，分明觉得这人就在此处，可是就再也寻他不见了。在那青石板铺就的街上，粗旷的汉子，鬓角间插了花的女子，柜台后不出声的掌柜，庭前忙活的伙计，呼啸着穿堂疾走的孩子，就这样热闹或是恬淡着生活着。有钱能过活，没钱也能活命。在这里，没有革命，没有主义，也没有朝廷....
与友人谈及汪曾祺先生的笔下的虞美人花，开在西南联大。很难想象这艳红异常的花，也是教授一家人的饭食加餐的来源。那花开得茂盛，一家人就不至于饥馑。但救得了自己，却救不了学生。那一篇《日规》就是这样的无奈。
煽情和滥情的文章比比皆是。个个看上去都是无限的深情一往。好像感情多的无处归置一样，就像夏天的蚊子。身上若不叮出几个红疙瘩来，都会遭人恨的。心里还美美的，逢人便能挽起衣袖指点：“你看，我也有，这不知咬得有多狠”！滥情的文章看多了，就像上述一样。心里恨不得把蚊子五马分尸。汪曾祺先生的文章，读了，痛在心里。读累了，看看窗外，都是满眼秋天的景象，让人再也不想说点什么，只是觉得时间的绵长，幽幽的一口气堵在咽喉处。
我之所以在前文里提到“上世纪”这个定语，是想说汪曾祺先生的文章里讲的故事怎么看都是“上古”的事。那些人和事，熟悉，但又不觉得是自己这方土地上有的事。或许后辈的后辈，会把汪先生的纪事归类到“传奇”之类的标签里，也不奇怪。这些年以来，我们从一个思想越到另一个思想，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千年一遇的事过目不暇，更伟大的胜利之日可待。哪有闲工夫去看一片大淖的芦苇荡青了黄，黄了又绿的事。“卫星”上天，“大王“升帐，敢想敢干，敲锣打鼓，天天过大年。“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时代里，大家都兴新生活，旧生活谁都不准过。移山填海不是梦，敢叫龙王脚下眠。所以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记事》里的事都像是上古才会发生的事，奇就奇在，人家是咋知道的！啧啧。
沈从文先生是顺着沅水外出的，他曾这样说：“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对于人生，对于爱情，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这些事都记述在《边城》中，那些精壮汉子，烈性的女子，不怨的老人都在那条水边生，死了，再生出来。汪曾祺先生这样评价老师：“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20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他相信“真” 的历史却是一条河 。所以，只有在这条承载着世世代代湘西儿女的哀乐悲欢，长达千里的沅水中，才能发现真正的湘西”。汪曾祺则不同，他的故事是从湖沼开始的，是从水的聚拢处开始的，在那里水是平静和缓慢的。沅水边上的《边城》中的小翠变换成了芦苇荡中《受戒》的小英子。无江流奔腾的激荡，却有一汪碧水的回旋。不过，在水边生活的这些人，在沈汪两位先生的笔下，都活着比别处的要庄严些许。
“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看过许多次数的云，行过许多地方的路，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这句话不是白说的。沈汪两位先生都是有这样的人生，他们也顺手记了几笔，留给我们，并将沅水和大淖的秘密藏匿其中。
补记闲话：
《庄子 逍遥游篇》有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句话也出现在《大淖纪事》中一短篇中。再读到这句话，我体会到的是“辽阔”。无边无际的辽阔。如不是见过千里旷野，怎会有如此辽阔之视野。在汪曾祺先生的这些小文章中，也有极其辽阔的事。不知其几千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