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周二，晴，21至32度
最近体重又重了。戒了酒，多吃了米饭，晨赖床不起，书读得少了，脑子懒得动......总之，要活得十分艰辛，或许才会瘦，而随着年龄增长，似又经受不起自虐的节奏。我现在这副丑陋的样子，实不适宜出门见人的。年会那两天将会度日如年。
我一向将人世间交往的朋友归类为：熟悉的陌生人和陌生的熟悉人两类。前者因志同道合而相识交往，后者因各种利益关系捆绑在一块儿。前者多发生在网络中，后者多存在于现实上。纯粹的友谊若与现实发生关系，难免变味。或者说，有些友谊只存在真空之中，才易于保鲜，一旦渗入空气，难免变腐。故我不太本欢与网友有现实中的交往，在什么样的平台相识就不要逾越那个平台。在人情往来上，我属于冷淡型，实在不喜欢闹哄哄的相聚。故我并不喜欢读书会，只是借此名义旅游罢了。
一早起来，重新选书，将出行的书定为王汎森《执拗的低音》、胡哲敷著《曾国藩的治学方法》，福泽谕吉《劝学篇》，还有一本书画家的日记。最近读萧红、迟子建的软文学，读得疲软，还是想换点硬读书增加兴致。然转念一想，出门仅十几天，白天逛景点，晚上写游记，恐只车船上有时间翻两页书，带那么多书也是空背。再说每年开场读书会，赠送的读物整箱整箱往回寄，还怕旅途中没书读？现在出门，衣物已不难选，最纠结的是选书。
读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萧军编注的《鲁迅书简》，此书中有五十一封鲁迅写给两萧的书信手稿，萧军在每封信后附文交待与信相关的故事。鲁迅对初到上海的两位年轻作家的关照是无微不至的，除给予经济上的救济、写作上的鼓励和扶持，在人情世故上也常予提醒。前两日读平石淑子《萧红传》，谈到当时上海文人间都不相互告知住址。但未交待清楚原因。在萧军的信后注释中得知，当时上海政治情况复杂、险恶，“当时作为一个革命的、进步的以至‘左倾’的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他们几乎是没有一般所谓社会生活以至社交生活的。有的只是一种工作上的关系、组织上的关系。除此之外，个人间一种抒情式的交往，人与人之间所谡一般的‘友谊’是不存在的......”所以，当两萧提出想和鲁迅见面，鲁迅回复：“见面的事，我以为可以从缓，因为布置约会的种种事，颇为麻烦，待到有必要时再说的。”这不是鲁迅在搭架子或故意推脱，确实由当时的客观环境所决定。鲁迅还使人对两萧的政治背景和党派关系等做了侧面的了解。过了近两个月，才决定与他们见面。当时的智识阶层太不稳固了，今天他是你的战友，明天说不定就是出卖你的人。所以不互通住址，是为了自我保护。不懂规矩的萧军某次向文友通报住址并欢迎他们来家玩，叶紫狠狠踢了他一脚，并命他赶紧搬家。我现在才明白以前阅读到的一个片段，两萧在鲁迅家玩得很迟，鲁迅夫妇撑伞送他们到弄堂中，并指着墙上的标识让他们记住。这在当时，实在是极大的信任了。
又在鲁迅信中读到：“青年两字，是不能包括一类人的，好的有，坏的也有。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鲁迅对青年的评价，也是我对当下青年的感觉。在他们身上嗅不到朝气、真气，唯有一股机油味，我也实在是不喜欢与他们来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