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但我心里明白了一点，父亲并不是一个什么酒都喝的滥酒之人。想到这点，我很高兴，就去够他被烟熏黄的手，然后紧握住，我似乎原谅了他每次让我醉酒的事。
一、关于印象中的角色
好像总是在下午，其它家庭经历了一天的活动，都在享受短暂的安宁时，有一户人家，总动员才刚刚开始。除了男主人外，所有的成员都像陀螺，不消停地旋转，一直转到眼花缭乱，筋疲力竭。待那塞满一整屋的声响在空气中燃烧殆尽，房屋被清理一空，才得以短暂地恢复平静。但隔天，下一轮炽热喧嚣的情形又一次重现。
那个时候，我才上小学，就成为这一幕被大人世界卷入的一员。
我那时想啊，周围的邻居，他们为什么过那种默默不闻的生活，一家人吃过饭，看一会儿电视或聊一会儿天，就早早上床相拥而眠。而不像我们家，每天各种人来人往，沸沸扬扬，像开饭店一样，没完没了。
那几年，也不光我一人受到这种情形的影响，还有我大姐和哥哥，只是，自从父亲盯上我以后，他俩能躲就躲，不像我，没有地方可去。
我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妇女，是他们单位的一名会计，不求闻达，只想每天兢兢业业把工作做好。如果落入任何家庭，也就平平淡淡，安安分分过日子。
然而，她却遇到那样一个丈夫，出身不好，但很勤奋刻苦，经过多年的奋斗后，成了企业的负责人，而且在行业里形成了自己的领导风格与才能魅力。
也就说明，生下我时，我父亲虽八面来风，年纪却不小了。
我现在能记得父亲的事情不多，印象深的，是他每天都早早离开家，经常很晚才回来。随身提一只上面印有“上海”和一个高楼标志的黑色公文包，里面通常装有笔记本、香烟和一个沾满茶垢的不锈钢杯。
他回来，吃过饭，也总不想和我们多说话，一脸疲累或心事重重地回到自己的那间小书房，继续翻文件，或在工作笔记上抄写东西。那间房，我们一般不会轻易打扰，偶尔开门，房间里烟雾缭绕。
还有一件事，让他在我印象中有了截然不同的样子。后来我觉得父亲身体有两个系统。一个开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状态，另一个又变成一席热情好客，相谈甚欢的面孔。两个系统可以任意切换。
不论是在平时，还是在周末，父亲经常领着一众人回家，他们手上除了挎着包，也有人提着酒或拎着打包好的熟食花生米什么的。
回到家，父亲吩咐母亲赶紧在冰箱里翻找，凑合再炒几样菜。一行人坐下来，就把酒倒上，边等边喝起来。
也不光是等菜上来，还要等人。那时没有手机，可人的鼻子都灵得很，陆续就有脑袋从大门口探出来，乔经理，多一位坐得下不？父亲招手，这些人便笑嘻嘻地走进来，手上通常也没空着，携着酒菜来的。
慢慢，人越挤越多，厅里有张黑色的大桌面，立在一边，等人一多就换上。
每到此时，这个家庭的主角，我的父亲，就不再是平常那个严肃的人，成了酒桌上的明星。他用丰富且具策略兼雅俗共赏的语言，主导着酒桌上的节奏和走向，谁喝，不喝，怎么喝，往往他说了算。
待我放学回家时，还没走近家门，就听见里面的气氛已然进入高潮。不情愿走进家门，第一眼就瞧见那个饭厅，门设计得特别大，人很难避过。
我被众人欢喜地叫进去，一看满堂坐的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有喝过酒的，有没喝过酒的，我不说假话，很多都是我熟悉的“酒友”。
然而，此时父亲总会让我端杯照例和他们打招呼。我恨死这事，我宁愿喝酒，也不愿意像大人一样挨个客套地敬大家。
“王叔叔好。”“南小子，来，喝一口。”“刘伯伯好。”“南儿，我干了，你点到为止。”“张主任，稀客。”“南小弟，我俩碰一下。”叫我小弟的，多半酒喝得有滋有味了。
我最怕跟桌上的某位阿姨敬酒。比如，“杨孃孃，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哎哟，这南幺儿，嘴才乖呢，记住，以后要祝杨孃孃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
我脸一红，像火在烧。我观察到一旁的母亲也不自在，好像阿姨坐在我父亲身边，让她失了尊严。
但我父亲，从来不让我母亲喝酒。母亲忙完了，就坐旁边吃饭，偶尔也要客气应对一两句。吃过饭，就坐到一边，等着大家散场时好收拾残局。
终于，父亲见我一圈下来，酒也喝得有模有样了，就让我回楼上写作业去。
我晕晕乎乎上了楼，把书包一扔，倒头就睡，哪还管作业不作业。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从我母亲不时对他的抱怨中，我在心中树立了一种印象，父亲是一个滥酒的人。
我知道母亲的不满并不是我家隔三差五像个热闹的饭店，让她疲于应付。而是，那些人喝过酒，各种隐藏的面目一览无余，借着酒劲，生旦净末丑一一上演，酒桌上就成了一台人间闹剧，突破了她的底线。
母亲是一个情感不外露、有事无事脸上不留痕迹的人，她称这叫做人的体面。意思就说，有些人喝酒后“真情流露”的表演，让她觉得很难为情。最为关键是酒醒后，大家又装着相安无事，隔三差五又来一次，这让母亲很反感。
很多从前的事，我现在都不记得了，这些都是最近静下来后，偶尔从脑海里跳出来、抓到的一鳞半爪。
——
“南子，现在什么时候了？”
“凌晨两点多了。”
“不是白天吗？”
“不是的。”
“我吃过药吗？怎么感觉人舒服了一些。”
二、关于生活中的过往
在八十年代，对于当时来说，各个家庭条件都差不多。那时候的城市还小得可怜，几条街就围成了一座城。不像现在除了老城，还有新城，还有所谓的经济开发区，城市的版图不知扩张了多少倍。那时，也没有商品房这一说，除了单位分的房子，就是自建的私房。单位的房子都不大，而且户型大体都差不多，两室加一间小厅，中间夹了个狭窄的卫生间。
我家原先住的是单位的房子，父亲经常在企业间来回调动，我家随时也在跟着搬。这让我们几个孩子很苦恼，刚混熟的邻居或伙伴，经常因搬家就失去了联系。所以，每次搬家，我都要哭一场。
直到我家在城边上相了块地皮，建了一栋小二楼的住宅，才算真正安定下来。那块地皮很奇特，在修建时，我随父亲去看了一次，是一块“飞地”，上不沾天，下不挨地，像个洞穴悬在半空中。工人们在工地上，多远就和我打招呼，我以为又是家里哪天见过的“酒友”，后来一想，酒桌那些叔叔阿姨，多是衣着得体的人，哪像这些工人，赤身裸背，满身灰泥。不过父亲很热情，又是递烟又是递水，几个人坐在水泥砖上饶有兴趣地说着话，临走时，父亲连提包的烟一并给了几位工人。
父亲好像和周围的人都很熟悉，每家的人都跑出和他说话，还要留我们吃饭。“乔厂长，好酒没有，包谷烧多得是。”他们说。父亲连连推辞，说单位还有事得回去。回来的路上，我口无遮拦，问父亲是不是嫌酒不好，不愿意留下来。他看了我一眼，说不是什么酒都能喝，酒不分好坏，人却是大有文章。我听得云里雾里。
但心里明白了一点，父亲并不是一个什么酒都喝的滥酒之人。想到这点，我很高兴，就去够他被烟熏黄的手，然后紧握住，我似乎原谅了他每次让我醉酒的事。
后来发现，父亲除了爱喝酒之外，对我们还不赖。至少，和常见的家长有所不同，他不是那种大喊大叫、棍棒加身的家长。
我曾经见过，我家旁边一栋化工厂的宿舍，楼上楼下，那条长长的走廊，每天都在轮番上演父子之间的鸡飞狗跳，兵荒马乱，几个住在里面的小学同学，挨打就跟家常便饭一样。
相比之下，父亲对我们的态度就温情柔软得多。他虽话不多，平时，回到家就钻进了房间，忙于他的事情，但只要我们主动找他，他还是会和我们开开玩笑，问是不是差什么文具或要零花钱。不过这样的机会实在不多，更多的时候，是家里翻天覆地的动静，让大家唯恐避之不及。
只有我，每回遇见家里喝酒，总老老实实地从酒桌上一路过关，随着酒量增长，后来还能稀里糊涂把功课做完，才上床睡觉。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父亲休息时，总会走到床边看一看我，掖一掖被单。有一回，我迷迷糊糊没睡着，感觉父亲抹了一把我的脸，饶有兴趣地说，“他们说南幺儿长大后，是个能人，从喝酒的气势就看得出来，我倒想看一看。”
我实在不想动，父亲喷出来的酒气和我嘴里的很像，又炙又臭。
别人看我家成天人来人往，吃吃喝喝，其实，也不过比其它家庭热闹罢了。几个孩子当中，除了上高中的大姐，家里相对关注与支持外，我和我哥，并没有特别优待的地方。我时常还要穿我哥因长身体留下的衣服。铅笔和橡皮擦经常用到看不出个模样，母亲也不见得会买新的。
然而，那时的那种富足不是以物质为标准，我们的童年除了家里那点事，现在想想，其实过得挺富余，和现在的大城市追求的富余生活是不一样的。
父亲平时穿着也不讲究，除了夏天的衬衫，常年一身中山装，唯一的一件西装，还是去市里开大会或上台领奖，才特意穿上一回。
中山装他就两套：一套靛蓝色粗布料，一套黑色薄呢子的。
虽然衣服经常有烟灰烫过留下的痕迹，但都掩饰不住我对衣服的印象深刻。四个口袋，上衣一只口袋里永远插着一只钢笔，上海英雄牌的。另一只口袋放着一包烟。下边口袋里放着一个随时可抄录的小本子，还有手帕。
最让我关注，是他裤子上有个不起眼的表袋，那里原本是放手表的。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唯一置办的奢侈品，就是一双男女款的瑞士“英纳格”表。父亲的是大表盘，母亲是小表盘。
我关注的不是那表袋里有没有表，而是表袋里放的钱。
上小学时，有一段时间，我养成了爱说大话的习惯。总要为几位同学的零食或公交车费买单。由于母亲每周给我的零用钱极其有限，根本负担不起请同学的费用。
我就开始在父亲身上打主意。父亲通常不会像母亲对自己钱记得一清二楚，特别是在他喝了酒之后，更是如此。
父亲把钱常卷成一卷，放在表袋里。整票裹在外面，里面依次是越来越小的面值。我通常会抽一张中等面值，比如两元，然后再拿一些几角和分的零票，几回下来，都没被发现，自己还暗自庆幸。
直到有一次，我早上起床，发现床边放着一张整的五元。我拿起来，偷偷地走到隔壁父亲的卧室，人没在，上班去了。我闻了闻那张钱，上面有汗还有熟悉的烟的味道。
从此，我再没有盯着父亲裤子上那只表袋。
父亲平日抽烟很凶，但抽的都不是什么好烟。“山城”、“大前门”、“黄果树”这些，大多都是没带嘴的，别说抽，闻着味儿都冲。他提包里倒常放着带嘴的，那一般是拿来请客用的。
他的钱除了每月交给母亲的生活费，其它的，母亲也不过问。曾经母亲有过好奇，父亲板着个脸，不理会。大概意思给了生活费，其它去向，不用关心。
那些钱后来到底去哪儿了，我长在后，和父亲就男人要不要私房钱的事展开过小小的讨论。父亲说男人得有点钱，出门在外，很多事要照应打点，不能失了格。“对人不得不丰，对己不得不俭”他常说。
“南子，扶我起来，我想坐一会儿。”父亲又在床上喊。
我把父亲扶起来，拿被子垫在他背后，以免他往后倒。
“你还没吃饭？”父亲起了身问。
“这不才吃过午饭，爸你忘了。”
“我想尝几颗葡萄，口有些渴。”
我还没走出房间，他又说，不吃了，怕吞着难受。
父亲平时对我们的学习，很少过问，母亲偶尔念叨两句，让他要了解一下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他实在抵不过，随手抄起我们的作业或试卷，像阅览文件一样快速扫几行。我成绩经常不及格，他看了看，只说分数这么少啊，下次要努力。
但他又在某些方面管得很严，比如礼貌。到别人家作客要问候，人面前要规规矩矩端坐，上桌吃饭，筷子只能举在身体范围之内，夹自己面前的菜。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衬衣永远要扎在裤子里，衬衣纽扣要扣整齐，一颗也不能解开。
我和哥哥，那时调皮，故意和他唱反调，换来不过是父亲严峻的眼神，我们太清楚，他从来不当着人责备我们，更不会打我们。
或许，是他长期没时间照料我们的缘故，为了补偿我们，他总是对我们“小恩小惠”。比如，私下拿一张大面值的钱，让我们去给他买烟，剩余的让我们买零食。只要是出差，他都不忘带一两样当地的纪念品或者小玩艺，借此多少弥补他作为父亲的缺失。
只有在那时，我会特别要强，什么都要和哥哥姐姐去争，总觉得父亲是给我带的礼物，因为我一直在酒桌上表现很好。
父亲望着吵闹的我们，总是像看戏一样，一会儿，就又去房间，忙他的去了。
三、关于现实与社会交往
“南子，看一下，医院开的吗啡缓释片剂量有没有问题？”父亲在床上吃力地哼着。
我起身，假意拿过药盒，走得远远地看。从最先少有吃止痛药，到现在每天离不开它，这种结果让我心情无比难受，又无可奈何。
父亲从生病到他终于身体垮掉倒在床上，现在想来，中间似乎有一段被遗忘的时间。谁也无法了解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像一段属于所有人的空白。
其实，这种空白，在渐渐长大的我和父亲之间一直存在。
我初中上完后，勉强考了一所普通高中，很快便开始厌学逃课，在外面和一帮同龄人游手好闲。老师找到家里，父亲倒是很开明，当面问了我情况，在得到不想上学的想法后，他说在家闲着总不是办法，那就去参军，我也很干脆，去就去。
在部队服役了三年，退伍回来，我一下变得不爱和人打交道，成天关在家里。原本性格还算开朗的我，对外面的世界有些不知所措。某天，我突然给家里人提出，我想去复读。
从高中住校开始，到后来到外地念大学，然后参加工作，我再很少和那个家有交集。
我一直有个想法，只要脱离那个家，进入到眼前的社会，自己会变成一个崭新的自我，从前任何愚蠢的想法都可以实现。同时我却保留骨子里既自卑又调皮，既害怕又胆大，既害羞又粗野的印迹。
是从什么时候养成如此矛盾的性格？酒桌上的荒诞表演，成人世界的秩序，酒精肆意对大脑的破坏，还是父亲对我们随意处置的爱……
直到有一天，我在酒吧里和一帮朋友纵情狂欢时，突然感到，父亲走进我的身体，我露出他在酒精里热情与自我的一面，当我以为人生看似会变得广阔，其实并没有走多远。
父亲那时已年迈，头发花白，原来高大的身体松松垮垮，脸上还长了不少老年斑。
他已从企业退休，每天在家浇花养鸟，或待在他的房间里看书写字。母亲经常笑他写些无用的东西。
不过，好在父亲退休后，从原先那个炙手可热的圈子退了出来。不会在家随时随地狂喝滥饮。虽然总有一批想重温昨日荣光的人，也大都被父亲谢绝。按父亲说的，家里那位再不想伺候了，他也终于习惯了退休生活。
在喝酒这件事上，我成了唯一继承衣钵的人。
每次短暂回去，父亲最大兴趣就是和我喝上一口。他经常变戏法从房间拿出一瓶好酒，看生产日期，都是些存货。我本不想喝，父亲却说，你不喝，这些酒存放的意义何在？
他会亲自下厨炒两个菜，虽然只有父子俩对饮，但酒桌上的格局还是在的。
每次菜中间都会弄一条我爱吃的鱼。吃鱼是有讲究的，不能夹得太多，吃得太急。因为鱼里有刺，怕卡着，所以夹一点点慢慢在嘴里捋，鱼正好成了佐酒的一道良肴。
父亲的鱼做得鲜嫩且入味儿，我尝着鱼肉，他已把酒掺好，酒和菜的气息在空气中邂逅升华，让我恍惚又回到二十多年前家里那段酒桌时光。
酒很醇，父亲闻着酒杯，提醒先喝一口再吃菜，不然败了味，酒就品不出个好坏。
我把儿时在酒桌学来的礼仪又搬上来，给父亲说，“来，爸，我祝您健康，长寿。”
父亲愣了下神，然后点点头，会心一笑。和从前一样，第一杯清了，他又给俩人的杯中掺满。他浅尝了菜，就掏出一支烟点上。
父亲抽着烟，边往我碗里夹菜，这也是他一直的习惯。我不忘称赞他现在菜做得有水平。
换上第二杯，父亲就慢了下来，不过，他劝酒的技术依旧一流，没把我当儿子，我二话不说又干了。
我觉得父亲很满意，我喝出点他当年那种老派气度。他不说话，看着我，我在他眼神里慢慢退后，退后，退回到大学毕业那些年的光景里，我又一次迷失，整个人无能为力，又无所事事的样子——
大学毕业后，很长时间自己都没回家。母亲给我打电话，说汇了一些钱给我，还说这是父亲的意思。如果是她的意见，我就该回去，说这书越念，怎么人越没出息了。
我讲不清楚原因，为什么不想上班。我学的是和美术设计相关的专业，从最初选这个专业，就没有规划，只是觉得自己小时候爱画画，仅此而已。那个经济正冉冉上升的年代，在城市里找份工作并不是件复杂的事情，而我却显得很焦虑，不想正视如何在城市生存下来的现实问题。
我无法理解在学校还谈着理想的同学，毕业后整个人马上就变得假正经和虚假成熟起来。聊的通通都是公司的发展，待遇，未来可见的事业升迁机会。
特别是个个都穿着很正式拘谨的着装，艺术院校的学生，怎么都变成那样，那还学这个专业干什么，未来能有才能发挥的空间吗？我心里在想。
我一直躲藏在游戏厅或者漫画书店里，觉得那样的生活可以暂时不用想其它的，可以延长自己在学校的时间。为此，我在外面租了房子，继续待在学校周围。
让我最平静的是，我不用和人交流，不用被强迫去问候这个世界、介绍自己，“我叫某某，美术院校毕业，很荣幸认识大家——”
我始终没和父亲交流不想去工作的原因，每次不得已和母亲通话，也只报一些生活的琐事。虽然也觉得对自己很灰心，但我不敢想像父亲的眼神会有多失望。
父亲一直没给我打电话，都是让母亲代问我一些情况，再者就问我差不差钱。
我很愧疚，就在学校外的墙贴广告上，找着给人画插画或者设计海报的小广告，赚点生活费，尽量少找家里要钱。
但始终没想要去找一家正规公司上班，自己成了一名无业游民。
直到后来，我觉得该是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听一听他的真实看法的时候了。
父亲接到我的电话，并没有表示出惊讶，也没有埋怨毕业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回家。
“听说，你什么都不想干？”
“是的，我还没想好。”
“那就给自己一个时间，等你想好了再说。年轻的时候，人做事总是很盲目冲动。那就先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吧。”
“……”
“比如，和朋友出去走一走，或者做些以前想做没做的事情。”
“……”
“你怎么这么笨，你爸的意思，不工作，谈个恋爱总是不难的吧。”母亲抢过电话玩笑说。
我才不愿谈什么恋爱，大学里有个似是而非的女友，毕业前就分手了，这种事，浪费时间。
但一想，我现在这种样子，不就是在浪费时间吗？
城市吸干了众多飘泊的年轻人的梦想，而我连梦想是什么都不知道。浑浑噩噩寄生在学校的子宫外，像个胎儿还抓着那条虚幻的脐带不放。
有一天，我出去吃饭，发现已身无分文，就给唯一和我一样留在学校附近没走的一名同学打电话（同学准备办艺考培训班），让他来接济。
同学和我一起吃过饭，我又准备回漫画书店去打发时间。这时他和我聊起一件事，有位朋友上班的广告公司正在招平面设计师，问我有没有兴趣。
我想都没多想，直接回绝了。同学伸出手，让我立即把上次借他的五百元钱归还他。
我问还有其它工作没有，他说公司还招一名广告文案。
我也不知广告文案具体是干什么的，心想大概就和杂志社的文字编辑差不多，勉强答应去试一试，以免他烦人，又让我马上还钱。
一趟应聘流程走下来，没几天，就接到公司的电话，通知我去上班。
我的人生就这样走上了广告的生涯，最开始的几年，我反反复复，并没有把工作当回事。我学会了深夜混酒吧，泡台球室，或通宵打牌赌钱，或者什么也不干，一个人喝酒睡大觉、看各种淘来的稀奇古怪的碟片。
我还实现了父亲让我到处走一走的建议。徒步去了西藏，跑到海南岛去学人炒期货，到福建去倒摩托和当地下荷官，最后走投无路，竟在厦门投奔一户当地渔民去外海打渔……
那几年，我远离了那个似断非断的家，只知道父亲即将退休，母亲还在继续上班，我们又搬了房子。
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父亲住院的消息，匆匆赶回家。母亲看见我终于回来，既心痛又埋怨。父亲在病床上刚做完手术，像个无助的小孩睡着了。我在想，那个高大且旺盛的男人怎么会让病给击倒呢？
父亲醒来，看见我在床边，轻笑说是个阑尾手术，问题不大。
后来几天，他身体慢慢恢复后，问我这些年在外面，生活怎么样。
我回答说，换了不少工作，比以前好些了
“如果没想好，那就不要勉强，再琢磨琢磨看。”
等父亲快出院时，我回到了最初上班的城市。我对工作有了另一番的理解，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开始像大多数人一样承担活下去的责任，并有了自己的家庭。那年我已过了三十。
四、关于家庭关系的最后启示
为什么每次都在午夜，我才能把那些冒出的零碎片段串起来，关于时间，关于我，关于我的父亲——那个躺在床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承受病痛折磨，准确地说，是被肿瘤反复折磨的男人。
四年前，就在父亲来我家住了几天，回去没多久，他对母亲说胸膛一直痛，去医院确诊为食道癌。刚开始，大家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经过几年治疗下来，所有人都慢慢习惯，好像那只是个治不好的病，父亲会一直活下去。
这些年，父亲进进出出医院不知多少回，但最近一次住院时，医生明确说，经过再一次化疗后，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病人各项指标下降很快，医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维持现状，尽量让病人的生命延长一些时间。
我们想父亲留在医院治疗，毕竟各方面条件要好很多，但谁都知道，这种治疗已不是真正的治疗。医生把这消息也告知了父亲。他反感到时在身上插各种名目的管子，说他想回家，不愿待在病床上，让人像被做实验一样折腾。他还说，他想抽烟，想要吃鸡蛋糕，想要下床走动，想要伺候他养的鸟和花，如果可能的话，他还要喝一口酒。只要能还原他在家里的生活，其它什么死与活，他都不在乎。
我们听取医生的建议，同时又征求了母亲的意见，同意了父亲的想法，只保留下输尿管，拿了些药，把他接回了家。
父亲回到家，显得很高兴，东摸摸，西看看，他甚至还走进厨房，试着站了一下，最后终于放弃，坐在沙发那个他经常坐得下陷的位置上不断喘着气。
他看见我们一家都在，就催促大家，有事都去忙去，守着他干什么。
我便说自己回来得晚，我来陪着父亲，大姐和哥哥先回去料理一下家里的事，父亲表示同意。
我把一张简易床挪到父亲的房间，开始接替母亲照顾父亲。时隔二十多年后，我又一次回到了那个家，回到家里的生活，唯一是父亲变成了儿时的我，而我成了那时的父亲。
父亲从医院回来，变得比以前更虚弱，基本上一起床，就坐在沙发上，一坐就大半天，很难起身挪步。除了喝点水和吃少量的流质食物，已不能正常吞咽，偶尔想吃点水果和蛋糕，只能打成羹，他吃了两口，就放弃了。
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地呕吐和全身的痛疼，医生叮咛，肿瘤痛会越来越严重，唯一的办法，只能吃止痛药或打止痛针缓解。
往往这时的父亲就成了小孩子，变得有些无理取闹、乱发脾气。
说什么，我们不让他吃药，故意让他受罪；又说，他在医院外面，看见发小广告，上面写着有一种草药结合针灸疗法，可以治愈他的病；还说，我们儿女不孝，靠不住，他要回医院，说医院护士都比我们好，不会不管他…….
我和母亲看着因痛疼而受罪的父亲，内心很难过和挣扎，心一软，就对父亲说，要不，我们回医院去吧。
等疼痛稍微缓解时，父亲又说，他不去医院，还是家里舒服一些，何况，还有我们陪伴，随即像外人费力露出讨好的表情，挤出一丝笑容。
我心里一阵酸楚，赶紧转过身，怕父亲看见。
世上的关系既如此复杂，又如此简单，复杂到亲情在某些时刻都要看脸色和换算行事，简单到一个表情，都如千斤之锤，把假象给砸碎，露出永远抹不掉的渊源血脉。
只有在父亲吃下止痛药那段短暂时间，才是我们最静谧最难得的时光，
父亲偶尔会聊些我关于家庭的一些事情。
他说现在很多人结婚都是轻而易举，更像是在游戏。一不小心就定下了关系。但是，家庭不一样。家庭是需要每天去打扫，窗子脏了要抹，桌上有东西，得随时收拾，墙有裂缝，双方要一起去修修补补。不能任其房间布满灰尘，垃圾堆在角落里，若是那样，作为夫妻的念想就会慢慢散了。
特别是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子女常常是俩人偶然得到的。如果家庭的楼阁崩塌了，子女就如沙滩上残留的贝壳，任由风浪卷着四处漂泊。
所以，子女一直会注视着风浪的方向。他们往往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只是不声不响，默默地看着发生的一切。
正因为孩子不擅长表达，所以，他们很会靠直觉判断眼前的情形，而且具有表演的天分，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后该如何表现。
“这一切，都是子女作为无辜者保护自己的本事。所以，一个家庭你以后要好好担起来。”
父亲思路非常清晰，他一通说完，中间竟没有让喘气给打断。他趁我母亲不注意，还即兴地点了一支烟，不过只抽了一口，胸口就一阵痛，失望地在桌上掐灭了烟头。
有一次，我忍不住透露，儿时那个家，其实很多时候让我们承受着难堪。
这个话题，几十年我们从来没有触及过，虽然母亲后来偶尔会抱怨，但那也是作为夫妻之间的事，而不是父亲口中所说的我们的家庭。
我正式以家庭的名义提了出来，虽然一经说出，就感到后悔。但我还是想让父亲在那最后的日子里，能给我一个答案。
“那个时候，什么都是为了工作，家庭也难免变成了工作的一部分。”父亲叹了口气，再没有下文。
有时，父子俩也聊一些看似轻松好玩的话题。
他说年轻时不稳重，东奔西跑定不下来，这一点我很像他。他是有一回赶夜路，忽然发现一个干涸的鱼溏里，有无数条蛇缠一起，他赶紧丢了个石头，心里默念，我也参加一个，自始才定下了工作。
他工作时，也出了不少的洋相。大运动有一年，他到市里开干部学习会，很久没看到纯米饭了，连着吃了十来碗，晚上在床翻来覆去睡不着。
当年煤矿瓦斯中毒，他带头当敢死队下井救人，最后竟还拖出来一条半死的狗，当场他就把狗剥皮炖了，犒劳一众不要命的队员，自己人没捞着半点，矿上的家属闻到味倒先抢起来。
特别那些年喝酒，在家里没少出“事故”，经常喝多了，有人又唱又跳发酒疯。有一回，他把那些人送走，自己一个人在阳台上醒酒气。那天明月当空，微风习习，人顿觉心头一阵舒畅，随即一口痰，就飞了出去，不偏不倚，正中一个包着白帕巾秃顶的熟人头上。那人看了看天，又看了看他，说，“乔当家的，天漏了，雨点大哟。”父亲羞愧得像小孩，飞逃进屋里。
说完，父亲满脸灿烂，紧着又开始咳嗽，他按住胸口，头上冷汗直流。
美好的时光，往往短暂，不久，父亲身体急转直下，开始腹泻不止，便血也越来越严重，他再没有力气爬起床来。
父亲后来在床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又糊涂，已经无法正常说话。
可有一天，他突然坐起来，胃口很好，吃了一碗稀饭，尿不湿上的便血也少了。他给我讲，回来这么久了，该回去看看孩子，处理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这个节骨眼上，说实话，我不愿离开。
母亲说，你爸大限看样子也没有一个准，你大姐和哥哥也来了，要不你先回去两天，安顿了再来。不要违了你爸的心。我只得勉强答应下来。
后来发生的事，都是母亲讲给我的。
我走后，父亲说话已经很困难，都是有气无力吐单字，让人去猜。
有一天，他躺在床上叫我，母亲说我回去办点事就来。
他眼神犹豫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
时间来到隔天中午，他对着我母亲，嘴里发出一个模糊的字，母亲附在耳边，父亲又哼了一声，母亲听出来是说鸟，就叫大姐和我哥把鸟笼提进来。
父亲指了指窗外，嘴里一张一合，母亲明白过来，让把鸟笼放在窗边。大姐在窗边，打开鸟笼门，鸟跳出来，在外面蹦来蹦去，捋了捋翅膀，就一下飞走了。
父亲瞥了一眼，便闭上了眼。不久，母亲听到喉头咯噔一声微响，试了试鼻息，知道人已走了。
那时，我正在往回赶的高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