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和宋学不一样，《四库总目》有一句很著名的折衷的话：“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这话经常被引用，其实只是一种外在的描述。这种差异是解释方式不同造成的，其中的一面可归结为注和章句的差别：前者以郑玄《礼记注》代表，后者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
“注”的精神即完全根基于字词训诂上，戴震概括为：“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很多人以为宋学倒过来是“由道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字”，这是很无聊的，汉学难道不以“道”为统摄？我认为宋学的特点，是以文义为核心，向上以通道，向下以通字。汉学的结构是一框架，宋学虽可以用此框架方便指称，但其精神却是非框架的。
以诗学为例最典型，《三家诗》和《毛诗》的特点，都是两头坐实，中间空着：诗的主旨以史事坐实，字词以训诂落实，而且务必有解绝不存疑，这必然导致文义有不可通之处。《诗集传》刚好相反，在文义上务求贯通，但是在主旨和训诂上时时悬置或存疑。
《小序》以史事解《诗》，在郑风中达到极致，居然从《缁衣》到《褰裳》，按照郑桓公、武公、庄、昭、厉的顺序一路解释下来，和《左传》前几年的故事若合符节。具体而言，《缁衣》美桓、武为周卿士，《将仲子》刺庄公难其母，《叔于田》、《太叔于田》刺庄公克段，……《狡童》刺忽不能与贤人图事，《褰裳》实是刺突。
具体看《传笺》，又不是直接以史说《诗》，要点在于把握史事中的“美”或“刺”。譬如解《缁衣》，一是“美武公”，一是关于“缁衣”的典章制度，这两头务必坐实，此即汉学的“道”与“字”。但《太叔于田》则不能说是“美太叔”——不符合《春秋》大义，只好说是“刺庄公”。此诗的文义却是美太叔，只能断以“不义而得众”。
因为《缁衣》中确有“美”义，但不见史事，所以朱子以为：“旧说郑桓公武公相继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周人爱之，故作是诗。”（《诗集传》）“此未有据今姑从之。”（《诗序辩说》）这是谨慎而存疑的地方。
而《太叔于田》虽为段事，却无“刺”义，所以朱子以为：“此诗与上篇意同，非刺庄公也。”（《诗序辩说》）此诗的主旨是郑人惜段：“盖叔多才好勇，而郑人爱之如此。”（《诗集传》）
《诗》中必有史事，或许每一首皆有史事，但《春秋》仅是鲁人所记之事，先秦史事所阙十之八九。后世解人相去已远，定以每首诗符合《春秋》等极有限的内容，必有文义不能通处。然而毛郑必以《春秋》史事解《诗》，这是汉学中“道”的体现，意不在史事而在美刺。
所以朱子不仅是废序，并美刺俱废，因为宋人对“道”的理解已不同汉人。宋儒“道”有自然之理的一面，所以不肯变通文义以适美刺——文义自有其道。朱子认为《易》是卜筮之书，《春秋》原本是记事，皆放此。所以《太叔于田》以下，多断为淫诗。若《褰裳》，径谓：“（此）淫女语其所私者”。（《诗集传》）
（插图来自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者细井徇，细井东阳所绘：《诗经名物图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