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花独放不是春，直至改革开放，才不仅解放了思想，也解放了传统文化，古典诗歌获得以新生，诗词组织遍地开花，创作队伍日益扩大，古典诗歌和自由诗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九一七年胡适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其后经过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等创作主力的不断努力，自由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

随后，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自由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自由诗真正取代古典诗地位的标志，他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现代诗推向新的水平。在推高自由诗地位的同时，郭沫若也写有少量的古典诗词，一开近现代老干体之先河。

经过开辟阶段，现代诗歌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