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主持办理的“天津教案”让我觉得在真实的复杂里没有赢家。
大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夏天，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办的育婴堂里接连死了几十名儿童。这些都是中国的孤儿，育婴堂是个慈善机构。现在各方公认的说法，这些儿童死亡是因为当时的天津正赶上传染病流行。儿童尸体被草草掩埋，后来被野狗挖出来，弄得肢体不全，引发了民众围观。
此前中国民众本来就在质疑育婴堂为什么要大量收容婴儿和病人，这回更引发了“天主教挖眼剖心”、说用儿童的眼睛制药这样的阴谋论。正好又赶上有个民间组织抓到两个人贩子，从身上搜出了迷药，人贩子说迷药是望海楼教堂给的。民众群情激愤，要求政府给个说法。
天津知府张光藻贴出了一份告示，其中关键一句是这么说的：「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挖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你体会一下这句话。天津地方政府没有撒谎。它没说教会真的取脑挖眼剖心配药，它甚至都没提“教会”二字，它说的是“风闻”。但是政府正式文告这么说，本身就是强烈的暗示。天津百姓怒了。
民众到法国教堂找洋人对质，洋人拒不承认，民众越聚越多，最后达到了上万人。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找到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立即派兵弹压。双方越说越激动，丰大业竟然对崇厚开枪，没打中，然后丰大业自己带人前往教堂。正好赶上天津知县刘杰也来疏散民众，丰大业指责刘杰办事不力，又向刘杰开枪，打伤了刘杰的家丁。围观民众大怒，当场打死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血洗了教堂……总共杀死了最多 20 个外国人和超过 30 个中国信徒。
我们今天看，教堂在这件事儿里是无辜的。中国官员和民众第一次前往对质的时候，神父热情相待，各方面情况给充分介绍，处理的没什么毛病。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搞慈善得了这么个结果，特别是有十个修女都被残忍杀害，哪个国家也接受不了。
但是，中国民众仇视教堂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教会到中国并不仅仅是为了传教和慈善，教堂帮助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同时也伤害了 —— 或者至少是侵犯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利益，教堂跟中国士绅阶层有权力和价值观的结构性冲突。更关键的是，教堂在中国是个特权力量，同治年间大小教案百余起，大清政府每一次都选择了屈服。
清廷中央的态度一开始是矛盾的。有的像醇郡王和内阁中书李如松，主张民心可用，干脆借着这股情绪，跟法国干就完事了。恭亲王奕䜣是干实事儿的，知道这仗不能打，主张以妥协求和局。慈禧太后文化程度低，可能内心是有点相信洋人是真的残害中国人的，但是自己又怕，最后同意了妥协策略。
中央给本案负责人、直隶总督曾国藩的精神是“消弭衅端、委曲求全”，从而达到“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
既要民心允服，又要中外相安，这在当时局面下是个自相矛盾的要求。如果你是曾国藩，你怎么办？
当时曾国藩 60 岁，患有严重肝病，右眼还完全失明，正在休病假。他早就提出要退休但是不被批准，这件事儿他不办也得办。洋人、朝廷、百姓本来就是石头剪子布的三方矛盾关系，现在曾国藩却必须给三方都有一个交代。
对朝廷，曾国藩首先表态：第一洋人确实占据主动，所以我得“当量予以转圜”；第二我该硬会硬的，“亦必据理驳斥”；第三洋人要打我们确实最好不打，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准备，所以命令李鸿章从陕西带兵过来做个准备。这个表态有理有利有节，没问题吧？
对洋人，曾国藩选择先把事实调查清楚，给个公道。曾国藩发出公告，说谁亲眼看见洋人挖眼剖心了，或者谁有明确证据的，可以举报，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曾国藩又通告说天津城流传孩子被拐的传闻，谁家真的丢孩子了可以来报告，结果也是一个都没有。曾国藩又审问了从仁慈堂里“救出”的妇女、幼孩一百余人，都说“系多年入教、送堂豢养，并无被拐情事”。
曾国藩采取了就事论事的态度，最后处理结果是把暴徒 20 人判死刑，25人流放，天津知府、知县发配黑龙江。赔偿各国白银大约五十万两，然后崇厚亲赴法国道歉。曾国藩坚持案件必须按照中国法律判决，可以说维护了国家主权。
法国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但是正好赶上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无暇东顾，最终同意不杀中国官员。曾国藩本来不认为 20 个人都应该判死刑，但是奕䜣给了个政策，说「抵命之数宜略增于伤毙之数，否则我欲一命抵一命，恐彼转欲一官抵一官，将来更费周折。」
对百姓和公共舆论，曾国藩必须也给一个说法。然而这个说法发生了一个转折，可以说最终要了曾国藩的命。
案情清楚之后，曾国藩上了一道奏折，叫做《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曾国藩知道这份奏折将会被公之于天下，等于是对整个事件的定性，他必须写好。而且他知道，这份奏折将会决定世人对他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的评价。
曾国藩在奏折中给洋人教堂洗刷了名誉，明确教堂没做过“杀孩坏尸、采生配药”的事情。为了确保政治正确，他还特别说一句「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这可不是我曾国藩说天主教好话，康熙皇帝都是允许了的。
曾国藩这个定性体现了他作为大臣的责任感。“采生配药”的传闻如果说不明白，将来还会有传言，还会继续发生教案。曾国藩想要稍微弥合一下洋人和百姓之间的隔阂。这没毛病吧？可是你作为中国官员，你不能只为洋人说话不为百姓说话啊。
于是曾国藩在奏折中加了一个大大的“但是”。
曾国藩说中国民众强烈反感教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教堂做事也有点怪异。比如说，为什么教堂的大门平时总关着呢？为什么你们给人治好了病不让人回家，非得让人信教呢？为什么濒死的人都要被洗礼呢？为什么有的母子同在教堂，却经年不让相见呢？再加上教堂死人过多，才导致流言大起。曾国藩把这些疑点称为“五疑”，说你教堂也有责任，中国百姓是被你们误导了。
这个表态可以说同时照顾了洋人和百姓的情绪，而且为将来类似问题的处理做出了样板，绝对可以说是公忠体国了……
然而清廷辜负了曾国藩。
朝廷按照曾国藩的意见该杀人杀人该赔偿赔偿了，但是朝廷从未发布官方文件，明确说明以前对洋人教堂“采生配药”的传闻都是假的。这在老百姓看来，就是为洋人开脱是曾国藩的个人意见，朝廷是被逼无奈，才不敢处理教堂。
更让曾国藩万万没想到的是，朝廷在《邸报》发表他的奏折的时候，故意删除了他的那一段“五疑”的“但是”。没有了这一段，曾国藩就是只为洋人说话，不为百姓做主。
这简直匪夷所思。我们作为现代人怎么也理解不了，一个朝廷重臣的文章，竟然能被人这么删。
曾国藩想说全部的事实，朝廷只让他说部分的事实。
天津教案三十年后，又是教案，又是望海楼教堂出事，而这一次的冲突却是义和团运动爆发，最终以八国联军进北京结局。这一次朝廷和百姓都是输家。
李鸿章躲过了天津教案的锅，却殊不知历史还有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那两个更大的锅等着他去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