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的主人是龙子是龙的传人

龙子身份界定其非王的等级地位

二里头的第一代主人是殷人子契

龙子解析

（1）帝喾，德木，五行属木；木色青，故选用绿松石来制作龙形器，表明其身份特征。

（2）帝喾龙图腾为貘兽（即夔龙，之前发布的文章已详解）。龙形器为巨头，表明其身份特征传承帝喾而来故“大”，且它用的是帝喾貘龙（夔龙）兽面来表明其身份。

（3）帝喾迁阏伯（契）于河洛商地，使契有了一方之地，为诸侯。故绿松石制成“小棱形”方片，或“棱形”图案；而不使用“正方形”或“大”方片，这表明其身份不具有“天下土方”，这点很重要。

（4）龙形器细身、蜷尾，龙身有脊线，弯曲有致，跃然欲生，呈蛇形。这些都是特别的安排：蛇为龙子，表明契的龙子身份；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龙，也就没长全，不是王天下的兽龙。

（5）帝喾迁阏伯（契）于商丘，主辰；辰龙星也。墓主葬式为侧身直肢，头朝北，面向东；绿松石龙图案呈“头向西北、尾向东南”；墓主为二次葬，葬于宗庙之内。此方向上的安排，体现墓主从何处而来，主商星是对应的。

（6）绿龙原先应该是粘在某种有机物上，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仅在局部发现白色灰痕；此器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头上尾下，很可能是斜放于墓主右臂之上，呈拥揽之状。

今人把这种挂在身上的条子，叫“绶带”，它是荣誉的象征；古人也称这种带为“绶带”，不过它是权力的象征。

传说，古代的“权带”是用贝皮（贝，一种传说中的动物，所有动物都怕它，其大小如狗，皮极其珍贵）做成的。

古传：绶带不是拿来扎腰的，十条豹筋也比不上它坚韧，亮亮的带子像龙的花皮，再快的砍刀也砍不断；绶带代表商洛的河流平原，所有的商人都要对它低头，它装着天神的意愿。

戴“绶带”的人，就是这地方的主人。它代表“权”，是权威的、高能的、力量大的人，是拿主意的头人所拥有的。

（7）绿松石龙形器，腰间系以铜铃，铃内有玉质铃舌；铃表面黏附一层红漆皮和纺织品印痕。

阏伯（契）在唐尧之时为“火正”，在舜时为“司徒”。火正、司徒负责祀火、定时、教化民时，及作五品之教（即教五常，父、母、兄、弟、子等礼仪）。故以铃作呼唤、警示、提防、告知等；红漆，以火色作令，禁行令止，号令于人，是布政之官。

（8）墓主脖子上挂着一串海贝，有的组合成花瓣状。头部放三个斗笠形白陶器，其顶上还各缀有一颗绿松石珠。

贝为女性阴器象征，此意谓其是商人的传播者，希望商人生生不息、繁衍不止。斗笠，表明他是天帝·喾之子。

（9）有龙形器的这座墓，又是这些墓葬中最接近3 号建筑墓址中轴线的一座，它的规模高于以往在宫殿区周围甚至它近旁发现的同类墓。

如此更加可以推断，带龙绶带的墓主，大概率就是帝喾之子契（阏伯），或是喾之功著于世的孙辈后裔。

综上所述，二里头是帝喾后裔在此经营的方国遗址，历经数世，可能经历了唐、虞、夏代，故都城广大、出土文物众多，有大量的玉礼器，大型的宫殿群……但是，这些并不是“王权”的表象，也不是代表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

中原之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夏朝族属”。

殷人子契的历史记载：

《国语》曰：“玄王勤商，十四代兴。”即从契至履（商汤）凡十四代，殷商终于王天下。玄王，契之谥号。

《左传·昭公元年》：“……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辰，龙星也；参，翼星（虎星）也。

《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子卨所封也。”

解析二里头为什么是子契所封的商地：

商星是古代殷商信奉的守护星，上古时期帝喾高辛氏封其长子阏伯于商丘，阏伯是帝尧陶唐氏的火正，以火纪时，祭祀大火。所以商人将龙星作为商星。

商星又称心宿。是二十八宿之一，苍龙七宿的第五宿；有星三颗；其主星亦称商星、鹑火、大火、大辰。

心宿二由于它火红的颜色，我国古代又称之为“大火”或“大辰”，古人很看重“大火”星，他们常以“大火”在天空中的位置，来确定农事活动。《诗经》之“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即为有关商星之说。

这句话的意思即：在农历七月，天气转凉的时候，天黑以后，可以看见“大火”星从西方落下去；九月就该准备御寒的衣服了。

心宿与河南商丘一带地区，发生星、土联系的契机，有三：

契机一：心宿二的颜色与火焰接近

商丘所在文化早期是大荒之地，无论是白天放火烧山开垦荒地，还是夜间燃起篝火驱赶野兽，都要频繁使用大火，因此心宿与大火在颜色方面，建立了最初的联系。

契机二：建用火和防止火灾

实行“大火历”，根据一年中“心宿二”的行度，决定人们的用火方式（如纳火、出火、改火等）

负责观测“大火”星（心宿二）的官员，名称为“火正”，火正的工作地点设在商丘，因此心宿和商丘一带地区，因为“观测”大火星、制作“大火历”的历史而建立星、土对应关系。

契机三：汇集民意

领导以“火”纳民，人心向统治者聚集，这就是“心宿”的由来。

现代考古学找夏文化：

夏鼐先生在1977年登封现场会上发言，正式对“夏文化”的概念作了界定，即——“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

可以说，这一界定，决定了相关讨论的路向问题，其中包含了狭义史学中的政治实体，确切的时段（夏王朝）和具体的族属（夏民族）概念。

但这些恰恰是考古学所不擅长解决的问题，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考古学以科考手段检测二里头遗物，用碳十四测得其在夏时期的“时间框架内”，就往夏王朝、夏文化上套，显然不可取。

二里头遗址的谜底，本来可以在殷墟五号宗庙遗址（即所谓的“妇好墓”）中得到诠释。可惜的是，考古学报告关于时间、空间、人、事的误定，使我们彻底错失了这一难得机会。

解古史的机会，本来就是地下资料与传承、古典文献的完美互证；古史原本是“环环相扣”，我们错失其中任何一环，古史的“大厦”就难以完整复原。

古人并不是不给咱们留下窗口，而是我们要么把它忽视，要么将其堵住，然后再自作聪明的、胡乱这里打一个眼、那里钻一个洞……

这些遗址都是龙子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