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曾读到英国诗人瓦特兰德的一首小诗 Dead or alive,生与死，杨绛先生的翻译可谓入木三分:我不和谁争，谁和我争我也不屑，我爱自然，其次是艺术，我用生命之火炙烤着双手，火萎了，我也走了。 初读一句只感到诗人的狂妄，再读之，顿感诗人对文学艺术的真诚:人生一世，若能领略到真正的天下之美，生命之火将息，又何所惧。 读诗初能想象出诗人兰德的影子，翻阅诗人的生平，心中又多许多感慨。 兰德出生在1775年的英国，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齐头并进，英国文坛繁荣一时。兰德出生贵族，自幼钟情于自然，善于思考，热爱儿童，培养了他的人文情怀。他的艺术天赋和才华极高，他甚至用拉丁文语写作，再译成英语，追求语言的简洁、韵律，可谓是才高八斗。 但即使才高如兰德，在英国文坛人才辈出的年代，也是失意的:兰德与当时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同代。但兰德在他的时代，作为一个诗人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兰德在文坛的失意并没有减少他对文学的热情，他继续创作，正如他在1850年写出的小诗《生与死》，那时的他已经75岁了，人生一切皆已看透，正如诗句中所写的:我不和谁争，谁和我争我也不屑，是作为文人对自身创作的坚持和自信；我爱自然，其次是艺术，是诗人作为艺术家深知艺术来源于自然，对自然的深情表白；我用生命之火炙烤双手，火萎了，我也走了，是诗人对生死的看淡，在他心中，自然，艺术以及对艺术的追寻，早已高过生命的长短。令人感叹。 争与不争，兰德在诗中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对自我价值的追寻是为争。庄子反对任何社会进步的无为之说不是今日年轻人的标题，我们应当为自身价值的实现而争，一个不会争而一味求所谓 佛系 的青年是消极的，一个不为自身民族前途命运争的民族是无望的。恰如四五十年代德国兴起的“吃潮”“冰箱潮”种种丑态，西方文化俨如消失殆尽，而四十年后的德国，却是一个连底层扫街工人都可以每年出国旅游的国家。诚然，是竞争心推动了社会进步，让德国披上华丽外衣东山再起。对自身价值实现的争，是争的真谛所在。 对自身名利，私利的敢于正视和勇敢放弃，是为不争。兰德一生在诗坛上并不出名，却能抛下名利继续审视自然之美坚持创作，是不争的典型。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相争无果、乌台诗案被贬后，没有再去纠结变法是对是错，没有再去竞争谁能在朝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是欣然离去，在赤壁之处高呼“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在泥泞小道大喝“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不是逃避，而是他知道，竞争所带来的后果必是两派对立、政治腐、败，民间亦再无安宁之日，既不争可换自身安稳，也算换得政治的一时清明。如此的不争，是为不争之真谛。 争否?不争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