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基础原理，由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在19世纪中叶提出。它描述了一个过程，即生物体通过其适应性特征在环境中生存并将其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尽管自然选择最初是用来解释物种的进化，但这个原理已经被扩展并应用到了许多其他领域。

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是基于观察到的物种间的差异和遗传的基础上的。达尔文主张，在生物种群中，适应环境的生物有更大可能性生存并繁衍后代。因此，适应性的特征会在种群中传播，而不适应环境的特征则可能会消失。这种逐渐的变化过程，也就是进化，是由自然选择的压力驱动的。

与此相反，让-巴普蒂斯·拉马克的理论主张生物可以通过使用或不使用某些器官来改变自己，然后将这些改变传递给下一代。这种理论被称为"用进废退"理论。例如，拉马克提出，长颈鹿的长颈可能是因为代代相传的拉长颈部以获取更高食物的习性造成的。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强调的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变异和自然选择过程，而拉马克的理论则假定有目的的、自我驱动的改变。此外，现代遗传学已经证明，只有基因才能从一代生物传递到下一代，而个体在生活中获得的特性（如肌肉发达或知识技能）是无法遗传的，这与拉马克的理论是相冲突的。

有很多人认为物种进化一词是不够恰当的，这蕴含生物在某个方向上进步的意思，但自然选择的无意识无目的的特点，意味着用演化一词更好。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它将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应用到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演变中。它的基本观点是，个人和社群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竞争中，最强大或最适应的将会成功和生存下来，而较弱或较少适应的将会被淘汰。

该理论最大的问题是它追求性状的单一性，因为强大与成功的概念只是某个环境下的体现，而环境在不断改变，现在的强大与成功在另一个环境下不意味着也是如此，此理论崇尚的单一价值观与进化所需的多样性悖道而驰。

神经达尔文主义，也被称为神经选择理论，是一种理解大脑如何发展和功能如何演化的理论。该理论主张，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是通过一种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演化的。首先，大脑通过过度产生神经元和神经连接（被称为"神经元群"）来生成大量的可能结构。然后，这些神经元群通过它们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包括感官输入和行为）来进行选择和强化。在这个过程中，适应性的神经元群被保留和强化，而不适应的神经元群则被淘汰。

例如玩乐器或者学习新的语言时，我们的大脑需要适应新的信息和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会产生大量的新的神经连接。随着练习的进行，那些帮助我们掌握新技能的神经连接会被强化，而不需要的或者不有用的连接则会被削弱或消除。这个过程就像自然选择一样，适应性的神经连接被保留，而不适应的则被淘汰。

宇宙自然选择是一种边缘的理论，是物理学家李·斯莫林在1992年提出的一种理论，它试图将自然选择的原理应用到宇宙的进化上。斯莫林提出，黑洞可能是新宇宙的诞生场所，每一个黑洞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宇宙。这些新宇宙会继承其“母体”宇宙的物理定律和参数，但也会有一些随机的小变化，类似于生物进化中的基因突变。在这些新宇宙中，那些更可能产生黑洞的宇宙会有更多的“后代”，因此更可能在“多宇宙”（multiverse，指所有可能的宇宙的集合）中占据主导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理论目前仍然是高度猜测性的，还没有得到实验证据的支持。而且，它也引起了许多哲学和科学的争论，包括如何定义和测试它，以及它对我们理解自然世界的含义有什么影响。

除了自然选择思想在各个学科的理论领域被借鉴，它也有在其他领域被广泛实际应用。

在实际应用中，人工选择是自然选择的直接应用。人们选择具有特定特性的动植物繁殖，以改变种群的特性。这是农业、养殖业和宠物业的基础。

在医学领域，疗法抗性是自然选择的一个重要例子。抗生素的滥用导致某些细菌产生抗药性，因为那些具有抗药性的细菌能够在抗生素的压力下生存并繁殖。

在计算科学中，演化算法是自然选择的应用。这种算法通过模拟自然选择过程，为复杂问题寻找最优解。问题的可能解被视为“个体”，而解的质量或适应度决定了它是否会被选择并“繁殖”以产生新的解。

我们与其他人的交往也包含了自然选择的过程，我们与某些人交好，随着环境的变化又与某些人疏远。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如何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我们的社会行为。

就像物种在自然环境中通过适应性变化来生存一样，我们也通过调整我们的行为和关系来适应社会环境。我们可能会接近那些在我们的职业、教育或生活中能给我们带来优势的人，同时避开那些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人。这就是一种社会选择的过程，它反映了我们如何根据环境的变化来优化我们的社会网络。

然而，我们也要注意，这个过程并不是绝对的，人们也有很大的自由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和关系。自然选择只是提供了一种框架来理解我们的社会行为，而不是预定了我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