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想起来应该写电唱机。
写家电没按顺序，倒不是故意排名，分个先后，例如当年最受欢迎的收录机，按排名就该排第一。结果第一个写的是收音机。三年前写的，标题为《偷听敌台》，老读者应该有印象。还是我哥怂恿的，怎么样，想起来了吧？
对了，那篇文章还写了我的老友、西昌作家蔡应律先生。我说他跟我哥一样，对新生事物充满了好奇，且充满了占有欲。蔡先生当知青时，一年下来，分得现金70多元，竟舍得花43元去占有半导体收音机，如果我哥知道了，一定会引以为知己。从收音机到收录机，从收录机到音响到电视机，蔡先生不甘人后，一路遥遥领先。我哥呢，自然不会让蔡先生专美于前，一直在领导家电消费新潮流。所以，我哥一出手——应该是出嘴——便怂恿我游说我妈——他不直接出面，怕挨骂，拿我当枪使——买了一台“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
顺便重复一下当时的情形。外面正武斗，而且已经由扔石头改为用汉阳造和轻机枪。之前我有过一只汉阳造，准备去解放中江，在电影院集合时被我妈拖回家了。丈夫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两个朝气蓬勃的儿子宅家，她上班，成天提心吊胆。我游说的办法是恐吓，不买收音机，我们就偷跑出去武斗。无奈，只好满足我的无理要求。
我哥如何怂恿我偷听敌台，写过，就不再重复了。
收音机之后还轮不到收录机，中间有个过渡：电唱机。
这个跟我哥无关，是我自己怂恿自己买的。
从小喜欢音乐，买过口琴，二胡，笛子，小提琴。口琴勉强算得上高手，其余几种只能吞吞吐吐演奏“北风吹”——啦嗦嗦来米来米，嗦发米来来啦多。北风哪个吹，雪花哪个飘，曾经哼得想流泪。文革期间，不是吹，《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可以哼全场。1978年，县城一出现电唱机，钱袋就捂不住了。
继承了父母的优良传统，非常俭省，当兵五年，穿着露脚后跟的袜子，揣着几百块巨款回家，路过山西阳泉，看中了一把50元的小提琴，抚摸了半天，没买。在川锅厂上班，每天自带泡菜，食堂一毛钱一份的素菜都不舍得买。电唱机近300块，大半年工资，稍微一怂恿，买了。“中华206”，上海出品，名牌。
接下来是唱片，密纹黑胶太贵，不敢买，薄膜唱片7块一张，先后买了十来张。
然后是音箱，双喇叭，落地式，就放在床头。请一位师兄做的，材料费自付，花了多少钱，实在想不起来。
电唱机真好，唱针在唱片上轻盈地滑行，居然能滑出那么复杂、那么动听的声音。通过音箱的加持，高音清亮，低音厚重，听得人神魂颠倒、如痴如醉。常常关严了门，斜倚床头，闭了眼听音乐。除了“北风那个吹”，听得最多的是马斯涅的小提琴曲《沉思》，圣桑的大提琴曲《天鹅》。
琴声如清泉，音箱便是泉眼。一股股清泉汩汩流淌，淌了一地，一床，一屋子，整个人都浸泡在音乐里。
井底之蛙，自以为带音箱的电唱机已经是全世界最高档的音响了，谁知道接踵而来的是更好听的收录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