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2015年2月22日凌晨四点二十分，是父亲离开我们的那个时间，那天是正月初四。父亲生前都是习惯在阴历十二月初二过生日的，因此我常常搞不清楚，父亲逝世的周年祭奠到底应该是在阴历还是阳历，因此，我也没有确定到底是该在哪个日子，只是看哪天方便。
近一年来，我家里的日子过得有些乱，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岳母身体越来越虚弱，去年一年就住了八次医院，去年的年末更是雪上加霜，摔坏了腰椎卧床不起，我们的压力立即就大了许多，就连每年都要做的除夕为父母上坟都没有去，我觉得活人的事还是更重要，所以许多事情能免除的就不做了，况且古人亦云：“尽孝论心不论迹”。昨天，住在医院里的岳母，连续几天的发烧终于控制住了，大家心里的压力也就放松了下来，我就想，还是要为父亲写点什么作为纪念才好。
窗外的天空阴沉沉的，满天低悬着厚厚的，低低的，铅灰色的浊云，雾霾让景物变得朦朦胧胧的，心情也变得有些压抑，憋闷，扭曲。 父亲是在冬天里来到人世的，也不知道那天是什么天气，上海的冬天没有鹅毛大雪，印象中那里的冬天总是阴郁湿冷，然而父亲的一生心中都是在追逐光明充满了阳光。父亲性格坚强、自信乐观，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压不倒他，文革时他被诬告是国，民，党，特务，父亲在隔离审查期间，那时的冬天非常的寒冷，他被关在阴冷潮湿的油毛毡棚里，曾写过一首诗：“阳光灿烂压 寒，万里晴空心胸宽。冷宫只住自衰人，胸怀朝阳向前看。”他一生的道路曲折多经磨难，却总是以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笑对生活。
玻璃窗上凝结着雾气，窗外原本就雾霾笼罩的世界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雾气结成的水滴缓缓地沿着玻璃往下流淌，形成了一条条细细的水流，显现出宁静而神秘的时光流痕，客厅里的音响放着音乐，那还是九十年代初父亲买的一套音响，音响的喇叭里流淌出的是贝多芬的钢琴曲“月光奏鸣曲”，静谧的月色里充满了柔情和思念。父亲是一位古典音乐的爱好者，那是父亲在贵阳清华中学读高中的时候，受到老师的影响而培养起来的爱好，以至于成了他一生的爱好。
1942年12月25日我的爷爷在香港沦陷的炮火声中去世，为了生活和求学，1943年2月年仅十六岁的父亲历时近两个月从上海来到贵阳，由爷爷所在的公司资助到清华中学读高中。位于贵阳花溪的清华中学创办于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5月1日，作为抗战的西南大后方，在七七事变后背景下，一群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来到贵阳，在花溪区创立了贵阳清华中学。爷爷所在的中国国货公司是学校董事会成员，1943年清华中学渐成规模，学校除邀请知名人士外，还有一批西南联大的学生前来任教。在校园宁静的夜晚里，那位海外留学归来的老师经常用留声机播放优美的古典音乐，让的父亲喜欢上了音乐。
1944年8月他报考了大定航空发动机学校，录取为技甲一期学员，是空军编制。学校设在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位于大定县羊场坝乌鸦洞，那里曾是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一九四六年七月父亲从技甲一期毕业，调到沈阳接收管理几家日伪航空配件工厂。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他们在东北的殖民事业和组织当即崩塌，而这也让大量的日本士兵和日本侨民惊恐万分。1946年4月，在中国和国际多方势力的共同努力下，苏联愿意将军队撤离东北，而那些东北的日侨也得以被安排撤离。父亲当时从撤离沈阳的日本侨民那里买了很多的古典音乐唱片和留声机。一九四八年四月父亲又调到杭州降落伞厂工作，等候着向台湾撤退，他把自己喜欢的唱片和留声机送往上海老家，听八叔叔说，那时候他们经常听这些唱片，后来六叔叔和八叔叔也都成了古典音乐的爱好者。
1949年3月父亲与他的大定航校同学共五人从上海到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军的空军。五月分配到沈阳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机务处第五厂（后改为112厂），成为五厂最初期的技术力量。1951年4月空军将“东北航校机务处第五厂”正式移交航空工业局，6月27日，五厂改名为国营112厂。父亲也回到上海，把自己留在那里的唱片和留声机都搬到了沈阳，在新中国航空事业创业的繁忙工作之余，音乐成为父亲的最大爱好，在他的身边也聚集了许多爱好音乐的年轻人，父亲的许多老朋友都曾经向我提及过一起听音乐的经历。
1960年父亲调到了新乡参加一座新成立的航空附件厂的建设，我们全家都一起搬到了新乡。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辛，新的工作非常繁忙，记得每年过节单位里组织文艺演出，父亲都会参加，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年他们单位的小合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父亲的嗓音非常浑厚明亮，在家的时候他也会情不自禁的唱歌，我们家的邻居还称赞我父亲唱的那首“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非常好听。
父亲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他毕业于国民党的航空发动机学校，在学校的时候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毕业后是国民党空军的少尉军官，虽然在解放前就投奔了解放军，加入了共产党的空军部队，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中是第一代的开拓者。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作为走资派揪出来批斗，很快家里就被抄了，工厂的革命造反派竟也在我们家里抄出了大量的“罪证”。家里几乎搬空了，工厂大门口的广场上，来自我们家的各种物品竟也摆了一大片，沙发、电唱机、电风扇、收音机、玻璃花瓶、抽纱台布、高档瓷器西餐用具，还有高高摞起的数百张黑胶唱片，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后来我亲眼看着父亲拿着斧子把他自年轻时开始积攒起来的数百张胶木唱片，一锤一锤砸成碎片，家里只留下来几张中国民族音乐的唱片和一架留声机。
改革开放之后，电台里又开始播放古典音乐了，后来又有了盒式磁带，八十年初，父亲出差到江苏时，扛回来了一台燕舞牌的台式收录机，这台双卡双声道的收录机给我们家里带来了音乐的欢乐。那时候，父亲请人给复录了许多古典音乐的磁带，还在新华书店买了不少的磁带。九十年代初期，退休的父亲又买了CD机、功放和音箱，我陪着父亲去了很多的音响商店，反复地试听比较才买下来这套音响系统。那时候盗版CD非常的多，价格也便宜，声音非常好，一张著名优秀版本的CD唱片只要十元钱，而相同的一张进口原版CD价格是一百几十元，工资只有一两百元的我真买不起。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那些大城市的音响市场成了我必去的地方，渐渐的我也买回来几百张CD唱片，父亲给每一张唱片都编号登记做了台账，还自己做了CD架，老年的父亲又成了一名音乐的发烧友。
音乐的载体从最早的黑胶时代，到磁带，再到CD，父亲一直都是一位音乐的爱好者，可是到了黑胶再次复兴的二十一世纪初期，父亲的听力严重的下降，他不再听音乐了。非常可惜的是，父亲在年轻时积攒的那些黑胶唱片，在文革年代被他一锤一锤的砸成了碎片，此后他再也没有买过一张黑胶唱片。八十年代初，父亲去英国考察斯贝发动机技术，英国的朋友送给他一张大碟黑胶唱片，是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不过这是一张33转的密纹大碟，父亲的那架老式电唱机还是78转的，因此这张唱片他一次也没有听过，常常让父亲手拿着唱片感到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