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仁、勇”是儒家完美人格的三个最重要特征。“智、仁”不难理解，儒家给人的印象一般是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外形偏于文弱而博学睿智，忠君爱民，为什么儒家还如此推崇“勇”呢？“勇”的内涵是什么？
01
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惧。”“见义不为，无勇也。” 就是说，勇者，义之所在，必将挺身而出，一往无前，就是说儒家思想有践行正义的内在要求。
坚定、果敢、勇猛、不退缩，是“勇”的基本要求，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子路性好勇，有一次他问孔子：“君子尚勇乎？”孔子告诫道：“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荀子说，有禽兽之勇，有奸商盗贼之勇，有小人之勇，有士君子之勇。没有廉耻，不辨是非，不避死伤，不畏强大，眼睛里只有吃的喝的，是禽兽之勇；为了牟取暴利，你争我抢，不讲谦逊礼让，贪婪而暴戾，眼里只有一个“利”字，是奸商和盗贼之勇；轻视生命，凶恶残暴，是小人之勇。义之所在，不畏权贵，不考虑自身的利益，即使以江山社稷相送也不改变自己的价值观，珍惜生命但不会为了生命而放弃道义，是士君子之勇。
禽兽之勇和奸商和盗贼之勇源自本能的欲望，他们用眼睛看，眼里只有饮食财货这些外物；小人之勇则意气用事，气血喷张，情绪支配行动。唯有士君子之勇，不为外物所左右，心系正义，珍惜生命，是真正的大勇。也就是苏轼所说：“大勇若怯。”真正的勇，不是不顾一切地横冲直撞，义字当头，行有所止。
02
殷商北方属国孤竹国的君主立三子叔齐为嗣子。君主去世后，叔齐不肯登基，认为王位当传长子伯夷。伯夷则认为父有遗嘱，不从就是不孝，君有成命，不遵就是不忠，坚决不肯接受弟弟的推让。
伯夷和叔齐坚守自己的正义，先后逃出国境，两人巧遇于西岐。适逢武王举兵伐商纣，伯夷和叔齐于是毫不犹豫地上前拦住武王的战马，谏阻武王说，“你父亲刚刚去世，不去安排隆重的葬礼，却在这里大动干戈，这难道合乎孝吗？你们是商纣王的臣子，现在却要篡逆弑君，这能说是仁吗？”
武王身边的将士见两人如此不识时务，举手便要把他们杀了。姜子牙却阻拦道：“此二人义人也，扶而去之。”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以后，要征召封赏这哥俩，伯夷、叔齐以殷商遗民自居，谢绝了周武王的高官厚禄，宁愿采薇而食，结果饿死首阳山。
伯夷叔齐举国与之而不就，以单薄之躯敢于阻拦千军万马，高官厚禄不能改变他们的信念，无疑称得上“大勇”了，但他们坚守的义却有些狭隘。
03
历史上的真正大勇之人，我认为首推范仲淹，范文正公，他是我最佩服的大勇之儒。范仲淹是一位真正的儒家饱学之士，文章大家，又深明大义，一生精忠报国，文为能臣，武堪名将。元好问曾这样赞赏范仲淹：“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
范仲淹是徐州人，幼而丧父，母亲改嫁到朱家，他被迫改姓朱，名说。他幼年常受异父同母弟弟们的欺负，为此发奋读书，誓言恢复范姓。他在河南应天书院求学期间，正好宋真宗莅临视察，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出去观仰圣容。试想如果一国领袖到了你们的学校、公司，谁能不挤上去看一眼呢？可是范仲淹却端坐不动，事后他答复同学说：“以后再见也不晚。”如此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自信，割席断交的管宁也稍逊风骚。
04
范仲淹出仕的第一个官职是“广德军司理参军”，就是法官助理，是个从八品或从九品的低级官。当时地方官贪赃枉法盛行，但他位卑官微却敢于坚持正义，经常和上司在案情上发生争执，并把不同意见记录在一块屏风上，光明磊落，勇于抗争。结果他离任的时候，连路费也拿不出来，但他没有后悔。
晏殊举荐范仲淹入朝为官，那时宋仁宗已经19岁，但太后仍然把持朝政。宋仁宗要率领百官为太后贺寿，范仲淹马上上书谏阻，认为家事国事不可混淆。宋仁宗不理他，他又直接上书太后，请求太后还政。
这可把晏殊吓得不轻，晏殊责怪范仲淹行事鲁莽，弄不好还会连累自己。范仲淹很难过，他说，我就担心自己不够尽心履职，辜负了恩师的清举，想不到倒把恩师得罪了，在大是大非面前，如果我默默不辩，难道恩师不怕别人讥刺你失举吗？
范仲淹多次因大胆谏议被贬谪，但从不改忧国忧民之志。当时的宰相吕夷简滥用私人，纳贿市恩，范仲淹绘制百官图一份上奏仁宗，结果自己被贬饶州。
好友梅尧臣作《啄木》诗一首《灵乌赋》一篇寄赠，告诫他“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劝他“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范仲淹回赠《答梅圣俞灵乌赋》一首，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学太仓之鼠“丰食而肥”，尸位素餐。
05
范仲淹并不是莽撞之徒。1039年西夏李元昊进犯北宋边境，三川口之战大败宋军，兵临延安城下。其时范仲淹正被贬谪在浙江绍兴，陕西安抚使韩琦力荐从没有部队履历和带兵经验的范仲淹领兵御敌。于是范仲淹和韩琦同时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帅为安抚使夏竦，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范仲淹到任后，改革部队编制，修筑城池和要塞，招纳西羌以孤立西夏，主张等待时机徐图西夏。
可宋仁宗、主帅夏竦和副帅韩琦都急于出兵反攻，韩琦联络范仲淹分路联合出兵，范仲淹晓之以理认为不可盲动，韩琦生气地说：“大凡用兵，先得置胜负于度外。”这是一线连排作战指挥官应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千军万马的主帅岂可如此意气用事。范仲淹自知不从众议肯定会给自己惹麻烦，但绝不为了保全自己而苟且于国家安危存亡之大事。
韩琦单兵冒险突进，折兵万余，大败而回。三人都被贬官，但范仲淹和韩琦仍坐镇陕西。随后几年在范仲淹作战思想的指导下，宋军打退了西夏军的进攻，宋仁宗于是重新任命范仲淹为主帅。范仲淹号令严明，爱护将士，派遣文彦博、滕子京和张亢分路统兵，最终李元昊不得不向北宋称臣。
06
范仲淹还是一个锐意改革的改革家。庆历年间，北方边境不宁，百姓生活贫困，社会危机不断恶化，而官僚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由于范仲淹在对西夏战事中的卓越表现，宋仁宗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范仲淹并不以高官显爵为满足，上《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改革主张，以整顿吏治，节约财政开支，发展经济，提升综合国力。随后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 ，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
这些措施大都被宋仁宗所采纳。范仲淹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但庆历新政损害了贵族官僚的既得利益，范仲淹被污“朋党”，再次遭到贬谪。范仲淹于是请求回到边关抗击西夏。
07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应老部下滕子京的之请而写的。当时他已经58岁，回顾自己的坎坷一生，范仲淹托物言志，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淋漓尽致地浓缩在这篇不到400字的千古绝唱之作中。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君乃忧其忘民，所以忧君本质上是忧国、忧民，他的心中对百姓充满了百般柔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儒家孔子和荀子倡导的先义后利，范仲淹不是只会喊口号，说漂亮话，而是殚精竭虑，赴汤蹈火，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一生践行。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是他一心为公的士君子之勇的坚强根基。
很多人都会把范仲淹和曾国藩相提并论，在我看来，曾文正公虽然也是文韬武略，但不免显得工于精致和算计，为人圆融，巧于处事，多少漏出些许小我，而范文正公坦荡无私，大气磅礴，大勇纵横，其天地要宽广得多。
我钟情于范文正公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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